驚聞老師入院，由遠方趕回來，直赴病房。老師緊緊地抓住我的雙手。
我們盡談病好後，到新加坡開書畫展的事。那天他老人家心情特別好，也很精神，吩咐一直在照顧他的大哥大嫂：“等一下銚鴻來，請他帶個相機。我們來拍些照片。”
陳銚鴻醫生在這幾年勤向老師學習，師母和老師的病都由他來看。依老師所囑，把相機帶來。
我心中打了一個結，拍什麼像呢？留什麼紀念呢？
老師不大肯吃藥，說：“又不要去看戲，買票子來幹什麼？”
言之下意為反正要去，不必做多餘事。
學生姚順祥兄回答道：“老師，把票子買了，去不去看慢慢決定好了。”
老師臥在病床上，手指不停地在動。他擔心萬一醫好，雙手麻木了的話不能寫字，和死亡不是一樣嗎？
“死亡並不可怕。”老師說，“怕的是身邊的人痛哭。師母去世之前，我一直服侍了她兩年。那種心情的確不好受。”
他笑望著我說：“做人最好是橫死！”
“這話怎麼講？”我們驚訝。
“你想，一些飛機意外事件，乘客在沒有時間思考和感覺這下就那麼去了，多好！做人反正一定要死，我倒希望像他們一樣忽然地離開。”
老師於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七日逝世。
留給我們最珍貴的是對藝術和做人的態度：自然大方，學無止境。這些哲學好像要花幾十年功夫才能鑽研出來，但有了老師的熏陶，道理又是很簡單。
先由基本做起，不偷工減料，便有自信。有了自信，再進一步去學習，盡了自己的力量，不取寵、不標新立異，平實樸素，就可以自然大方。我們腳踏實地，我們便有根，不用去問別人證明我們懂得了多少了。那個沒有後悔的感覺是一個多麼安詳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