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南斯拉夫拍《龍兄虎弟》的外景，已經拍了三個星期的戲。中間成龍必須去東京宣傳要上映的《龍的心》，他一去五天，我們隻好拍沒有他的戲，一回來即刻要上陣。五天裏坐飛機來回已花去四十八個小時，這趟在日本時晝夜有記者招待會，他夠辛苦的了。
精力過剩的他不要求休息，當天拍了一些特寫之後接著便是難度很高的鏡頭。
外景地離開市中心四十分鍾，是座廢墟。兩棟牆中隔著一株樹，戲裏要成龍由這邊的牆跳出去，抓到樹枝，一個翻身，飛躍到對麵的牆上。
由樹枝到地麵有十五米那麼高，地上布滿大石頭。為了要拍出高度，不能鋪紙皮盒或榻榻米。
“行不行？”工作人員問。
“行。”成龍回答得堅決。
更高的都跳過，《a計劃》和其他戲裏的壓軸場麵比這更危險。成龍自己認為有把握做得到。
攝影機開動，成龍衝前，抓到樹枝，翻到對麵，一切按照預料的拍完。南斯拉夫工作人員拍掌讚好，但是成龍不滿意。用他們的術語是動作“流”了，一舉一動沒有看得清清楚楚。“再來一個。”
第二次拍攝過程是一樣。動作進步了，已經很清楚，而且姿勢優美，大家認為能夠收貨。
成龍的意見是：看準了目標跳過去像是為做戲而做戲；劇情為被土人追殺，走投無路慌忙中見那棵樹而下此策；所以最好是接他回頭看土人已追到再跳上樹才更有真實感。
照他的意思拍第三次。一跳出去，剎那間，大家看到他抓不到樹枝往深處直落地掉了下去。
大概是成龍的本能吧。明明是頭部往下衝的，後來我們一格格地看毛片，成龍掉下去的時候還在翻身，結果變成背著地。
傳來很重的“哢嚓”一聲，心中大喊不好。
成龍的老父也在現場。他心急衝前想看兒子的狀況，要不是給南斯拉夫工作人員拉住差點也跟著摔下去。
爬下圍牆的時候，隻求成龍沒事，他已經摔過那麼多次都安然無恙。衝上前看到成龍時才知道事情的嚴重。
成龍的身體並沒有皮外傷，但是血像水龍頭出水一樣地由耳朵流出來。他的頭下麵是塊大石。
大家七手八腳地用最順手的布塊為他止血。現場有個醫生跟場，他跑過來遞上一片大棉花掩住成龍的耳朵。
“怎麼樣了？”成龍並沒有昏迷，冷靜地問道。
“沒事沒事，擦傷了耳朵。”化妝師阿碧哄著。
“痛嗎？痛嗎？”成龍爸爸急得不知說什麼才好。
成龍搖搖頭，血流得更多。
擔架抬了過來，武師們把成龍搬上去：“千萬要清醒，不能睡覺。”
十幾個人抬他到車上。這條山路很狹窄，吉普車才能爬上來，十分鍾後才能走大路。
崎嶇顛震下，血又流了，棉花一塊浸濕了又換一塊。成龍爸爸擔心地一直向他另一邊的臉親吻。
上另一輛快車直奔醫院，但是最近的也要半小時才能抵達。成龍一直保持清醒，事後他告訴我們頭很暈、很痛、很想嘔吐，還是強忍下來。終於到醫院，這段路好像走了半生。一看這醫院怎麼這樣地簡陋和破舊。衝進急救室，醫生一連打了四針預防破傷風的藥，再為成龍止血。可是血是由腦部溢出，怎麼止得了。
“不行，一定要換腦科醫院。”醫生下了決定。
又經過一場奔波，到達時發覺這家腦科醫院比上一家更殘舊。心中馬上起了疙瘩。
過了一陣子，醫生趕到，是一個外形猥瑣的老者。滿頭零亂的白發，那件白色的醫袍看得出不是天天換的。
他推成龍進x光室掃描，拍了數十張照片。
經理人陳自強乘這個時候與香港聯絡，鄒文懷和何冠昌兩位得到報告，馬上打電話找歐洲最好的腦科醫生。
醫院的設備和它的外表不同，許多機器都是先進的。x光片出來後，醫生們已組成一個團體，共同研究。
“病人的腦部有個四英寸長的裂痕。”醫生以標準的英語告訴我們。
“流了那麼多血有沒有危險？”陳自強問。
“好在是由耳朵流出來。”醫生回答，“要不然積在腦部，病人一定昏迷。”
“現在應該怎麼辦？”
“馬上開刀。”老醫生說，“病人的頭顱骨有一片已經插上腦部。”
一聽到要在這山卡拉地方動手術，大家更擔心起來。
“不開刀的話，血積在耳朵裏，病人可能會耳聾。這還是小事，萬一碎骨摩擦到腦就太遲了。”那猥瑣醫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