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理論研究
作者：朱麗軍
《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它收集了周初到春秋中葉大約500年間的詩歌305篇。這部詩集裏麵有貴族的吟誦，有百姓的歌唱，作為一部文學作品，它是文化的承載體之一，讓我們能從一定程度上看到那個時代的文化風貌，同時那個時代人們的心靈世界也得以窺見一斑。曆史給了文學解讀一個廣闊的背景，文學亦能佐證曆史和深化對曆史的理解。周代人內心的想法隨著事件的消失而消失，後人無法替古人去思想，但是我們仍然能從那些殘存文獻中嗅得蛛絲馬跡。站在文學和曆史的雙向維度看《詩經》，我們或許能夠從周代人心靈的歌唱中觸摸到他們“人”的意識的覺醒。分析《詩經》中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西周人的神靈信仰相對於殷商時代發生了變化，在由“神”走向“人”的過程中邁開的雖小但堅實的一步，人在神麵前的那種卑微和無所作為的狀態開始出現鬆動，並且逐步肯定人在創造現世生活當中的重要作用，也擺脫單純追求生育而開始了對愛情的自覺追求。所以本文擬從周人的天命觀、人的創造作用、自覺愛情這三個方麵來論述周代人文精神的覺醒。
一、天命觀
周朝本是西隅小邦，在滅了殷商後繼承了其文化餘緒，因此有學者（如葛兆光）認為周文化屬於殷商一係，西周的思想世界與殷商的思想世界，實際上是同多異少，西周人和殷商人一樣相信，“帝”在“天”上，與人間一樣，有一個神祇構成的世界，它們在主宰一切。王國維在其《殷周製度論》中認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1】，另外還有很多學者認為，在對待鬼神的態度上，殷周是很不相同的，殷商時代是“殘民事神”，西周時代是“敬天保民”。據這些學者，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西周人在繼承殷商宗教信仰的同時有所革新。”那麼繼承和革新之處在什麼地方呢？
葛兆光在其《中國思想史》中指出，在卜辭中，殷商人不僅已經把神秘力量神格化，而且已經把他們大體組成了一個有秩序的神的係譜。在這個係譜中，第一個重要的當是殷商時代神靈世界的最高位“帝”。“帝”的語源意義是生育萬物，很可能以“帝”這個字來表示生育萬物的“天”很早就有了的。在甲骨文中還可以看到，殷商人心目中，他（帝）可以“令雨”、“令風”“降禍”“帝與邑（保佑城鎮）”等【2】。又據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的研究，殷商時代上帝的權威與意誌有善意和惡意兩種，管理人間事務，包括年成、戰爭、作邑及王的行動【3】。也就是說在殷商時代的人看來，上帝創造並維持和主宰著現存的社會，江山不會易姓，王權不會更迭，上帝永遠保佑著商王朝。
考察《詩經》，包含“天”的詩句有出現了165句，單音節使用的大概90個，剩下的是和其他字組成的雙音節的，如蒼天、昊天之類。它們的意義大致有兩種，一個是自然天，還有一個是人格天，大體包括“天意”、“天命”的意思。表達人格天，把“天”看成最高神靈，敬畏“天”，崇敬“天”的詩句有很多，如《大雅·大明》“天難忱斯”，《周頌·我將》“維天其右之”，《周頌·思文》“克配彼天”，在《王·黍離》中詩人向天這個神靈抒發心中的不滿。《詩經》中共有“帝”字43個，其中稱“上帝”處有23個，全在《雅》《頌》之中。據孔穎達《毛詩正義》雲：“天、帝名雖別而一體也。”這裏的“帝”、“上帝”和“天”一樣也是最高的人格神，基本可以互換，“帝”就是“天”。“帝”也可以居高臨下，體察一切：“上帝臨女”、“皇矣上帝”；也可以降命：“上帝既命”；也可以賜福或者為害：“既受帝祉”，“極威上帝”。
從《詩經》可以看出，在周代初年，“天”作為“上帝”，“上帝”作為“天”，它已是一位具有意誌的人格神。在周初人們心目中上帝是造物主，體察和主宰著人類的一切，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原因。這種天命觀似乎和殷商時期並沒有太多的不同，也確實並沒有完全走出迷信和愚昧，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周初的天命觀的話，會發現裏麵暗湧著一股人文意識，透露出了一絲理性之光。
在《大雅·文王》中有這樣的詩句：“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上帝既命，侯於周服。侯服於周，天命靡常。”文王得以在帝旁邊，天帝這個時候寵愛的是周邦。周邦雖然是殷朝的舊屬，但是卻得到了新的天命，就是周公旦所謂的“天休於寧王，興我小邦周”（《尚書·大誥》）。因此，無論商王朝兵力怎樣，“上帝既命”，也隻得“侯於周服”。接著詩人說“侯服於周，天命靡常”，就是說天命是不固定的，天不可能永遠護佑商王朝，甚至也不可能永遠護佑周王朝。在《大雅·天明》中更有這樣的詩句：“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為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天難忱斯”即言“天難信”，但是這裏絕不是懷疑天，恰恰是敬畏天。上帝在上麵監察人間一切，隨時都可能改變那偉大的天命。商王朝本來持有天命，但是他們有恃無恐，在下麵奢侈腐化、為非作歹，結果失去了江山。所以這是周朝統治者從殷代夏，周克殷的曆史事實中認識到高高在上的天帝會改變成命。這種曆史恐懼感促使著周初統治者勤儉持政。那麼上帝施以天命的標準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