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經緯
作者：韋家明
碑石是指刻在路碑、界碑、功德碑、廟碑、墓碑、紀念碑、記事碑、詩碑等上麵的人類活動跡象的各種符號（文字、圖象、裝飾等）的總稱。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曾五次出巡郡縣，為了炫耀功德，示強盛，服海內，公元前219年東巡登鄒嶧山、泰山、芝罘山、琅琊台時，都刻石頌德。漢代大為盛行，《文體明辨序說》中綜述說：“後漢以來，作者漸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宮室之碑，有橋道之碑，有壇井之碑，有神廟之碑，有家廟之碑，有古跡之碑，有風土之碑，有災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觀之碑，有托物之碑……所謂‘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者也。”刻石碑文，原本是古人用來歌功頌德的，但風俗一開，效法的人多了，到後來刻碑的風俗普及，幾乎處處可碑，事事可碑，人人可碑，於是中國竟有了一個獨特的民族特色——碑石林立，碑石也就成了實用性很強、使用範圍極為的文明載體，碑石也就成為承傳中國文化的豐碑。
作為文明載體，可以說沒有哪種能比碑石曆史悠久了。人類用碑石來作為文明的載體曆史可以遠溯到上古的石器時代。18000年前山頂洞人的工具及裝飾品已有明確的文化意蘊，說明中國文化觀念已經產生。蔚為大觀、形象生動的陰山岩畫和昆侖山岩畫更透出了中國遠古文化觀念的信息。戰國秦漢時期，石刻又大量使用並達到頂盛時期，那是因為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實行焚書坑儒、化劍為犁政策，人們看到所使用龜甲、獸骨、金鼎，和竹、木、縑帛、紙等作為文明載體都被銷毀了，就連作為古代詩歌集大成的《詩經》都難以幸免，唯獨象封神榜、石鼓文等碑石能夠保存下來，而且秦始皇本人也多次登泰山刻石，從而促進了碑石的廣泛使用。同時，碑者，取之於石，它沒有改變石的化學結構和頑固不化的稟賦，卻能把文化依附在其堅硬的基礎上，千秋萬代，傳之久遠。路碑、界碑，墓碑等永久性的標識，正是承傳和發展著中國文化重要保證。而後來，中國文字獄就更多了，而碑石記載的卻無法抹掉，也無法燒毀，確實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同時，許多文人也都通過碑石來宣傳自己政治觀點，抒發自己的情感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碑石不再是簡單的“以識日影，以知早晚”了，而是記載著中國文明的發展，是人類曆史的見證，使得中國文化一脈相承的重要保證。可以說，從中國到外國，碑石是中國的使者；從國外來中國，碑石是中國的名片。很多外來民族曾想同化中華文明，但由於有了大量的碑石承傳保存著，不但同化不了，反而被中國文化同化，人們看到碑石這種萬古不易毀滅的特點後，就大量地用它來傳承文化。
中國碑石是一部石刻的曆史，是一部龐大的奇書，吸引著人們去探討、開發和挖掘。源於石器時代的碑石，其年代久遠，遠遠超出一般的文明載體。碑石不僅記載著中華民族的曆史，而且為中國文化發展錦上添花。
有碑必有文，有文必書石，書石必雕刻。中國是一個講求書法藝術的國度，由於碑石的質地、位置、功效及廣泛使用，適宜於中國書法，中國曆代書法大師均在碑石上留有真跡，使它成為集書法的宮殿，可以說是一座燦爛的藝術寶殿。周貞實在永州雙碑的承平洞題下“貞實來遊”四字，其字跡刀法，鋒棱勁挺，起止有序，與甲骨文刀法如出一轍，非等閑之輩所能為。漢末文學大師蔡邕，係舟瀟水之旁，上道州含暉岩題“水天一色”，勁健雄俊，奇正相生，瀟灑古樸，變化多端，而又不失清剛豪邁之氣。唐代一代“旅遊大師”元結作文顏真卿書丹於浯溪摩崖的《大唐中興頌》大字真書碑，結體雄秀端莊，天骨開張，方中見圓，正而不拘，莊而不險，雄強茂密，大氣磅礴，多力豐筋，具有盛唐氣象，也顯示其正直、質樸、倔強與內美外溢的個人風格。後人拜讀之際，莫不感奮服膺，叩首揖拜。碑石原先偏重實用，後世卻講究藝術。成都武侯祠碑亭中有一通高達一丈餘的唐碑，名相裴度撰文，書法家柳公綽書石，雕刻家魯建刻字。文章、書法、刻技，均臻精美，人稱“三絕”碑。柳州柳侯祠中有一通宋人“荔子碑”，韓愈的詩，蘇東坡的書法，頌的是柳宗元的事，人也稱“三絕碑”。泰山碑的內容很抽象，因此它到現在的價值，倒不在借碑傳事，而在於保存了古代書法藝術。相傳為李斯的小篆，筆劃如筋，是有名的玉筋篆範本。永州本土書家懷素《千字文》碑，酒後運筆，如驟雨旋風，飛動圓轉，多變化而饒法度，與西安碑林中的《藏真帖》、《聖母帖》刻石一並彰顯著中國草書聖手的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