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談會上，政府官員、法學專家和商場老總們就“王海是打假英雄”還是“刁民”、“是新型消費者還是鑽法律空子？”爭論得麵紅耳赤，在一些與會專家和官員的猜想中，這是一個“老謀深算、專靠損招兒發財的年輕人”，當長著一張娃娃圓臉、頭戴棒球帽的王海突然出現，楞頭楞腦地坐上主席台的時候，很多人都笑出了聲音。王海念了一篇別人替他起草的《我的困惑》：“……我很困惑，難道我做一件於國於民有益的事情錯了嗎？”來年3月，中央電視台創辦第一檔即興談話類節目《實話實說》，主持人崔永元第一時間想到了這個名氣已經很大的“刁民”。
王海很想上節目，但是當時已經有商家揚言要“滅掉王海”，他擔心在電視上露麵不安全，二來，上了中央台之後，全中國的售貨員都知道他長什麼樣，沒人敢賣給他東西了。崔永元給他出主意，說可以化妝。王海被戴了個假發套，粘上唱戲用的胡子，再配副茶色鏡，一照鏡子，連他都認不出自己來了。進入演播室，見到中消協投訴部主任武高漢，王海叫了聲“武老師”，武高漢扶著眼鏡看了好一會兒，才弄清他是誰，武高漢的眼淚竟差點兒掉出來，他說王海得化妝才能亮相太可悲了。王海覺得化妝太假，但戴墨鏡這招兒挺安全，從此，他在公開亮相的場合都戴著一付墨鏡。
王海的刁民行動當然沒有止步於北京城，他很快跑到南京、長沙和杭州各地“買假索賠”，邀請他的大多是當地的媒體，他們貼身跟隨王海，進行熱鬧的追蹤報道。於是，王海走到哪裏，哪裏的商界就陷入一片恐慌，有商家提出"防火防盜防王海"，還有的商場向營業員派發王海的照片，讓她們一定要“死死記住這個相貌”，並設計好了婉言對付他的標準問答，一些商場發現王海來買假的時候，要麼找借口死活不賣，要麼故意把發票開得很不清晰。他到廣州的消息曝光後，當地幾個大商場的老總緊急徹夜開會研究對策，大家統一口徑，王海在廣州買了幾萬塊錢的假貨，所有商家都口徑一致地不賠不退，逼著他去打官司。
王海講起話來慢條斯理，天生是一個思維很縝密的人，他的學曆不高，卻似乎很會規劃自己的人生。1996年底，他順勢成立北京大海商務顧問有限公司，他的打假事業從此進入了公司化運作。大海公司開始接受企業委托打假。他的第一單生意，是幫廣東愛得樂公司打假。該公司是東南亞銷量最大的摩托車尾箱和頭盔的生產企業，但市場上每年都有30至50萬個冒牌貨，公司為打假已斥資300多萬元。走投無路下請王海加盟打假。王海東顛西跑了10多個城市，幫“愛得樂”取締了40多個售假窩點。王海的“商業化打假”自然又引起輿論的一場大爭論，他則很坦然地說，“我們可以給人當槍使，今天你請我們打他，明天他也可以請我們打你。這樣做既可以促進行業自律，我們也能從中得到利潤，最終還有益於消費者。”他的底線是兩條，“隻要證據確鑿，隻要沒有違法。”
1998年，大海公司在為客戶調查一宗假藥案時，了解到性病遊醫詐騙問題嚴重。於是王海就派業務員赴合肥、長沙、成都、太原、重慶等地調查。發現一個當年在福建莆田縣秀嶼鎮街頭賣耗子藥的家族，與各地上百家牌子很響的醫療機構"合作"，借著鋪天蓋地的廣告狂轟濫炸，發展成了全國性的"性病診治"集團，每年從性病患者身上牟取數千萬元的暴利。王海在媒體揭露了性病遊醫"占氏家族"詐騙患者錢財的黑幕，同時，向衛生部舉報了"占氏家族"的違法行為，當年底衛生部下文對各地遊醫進行取締。有人估算，此舉每年使消費者避免20億元的損失。1998年12月，為了紀念改革開放20周年。中央電視台拍攝《20年20人》專題片，王海與張瑞敏、吳敬璉、李寧、王石、陳章良一起入選，在一次節目錄製中，經濟學家吳敬璉在送他的書上題字“市場清道夫”。
王海的打假越來越呈現出職業化的特點。他曾協助煙草專賣局取締了北京最大的造假煙窩點，查獲555、紅塔山等假煙案值280萬元；協助浙江技術監督局查處全國最大的假閥門案件，案值400多萬元；協助工商局取締北京最大的造假酒窩點，該窩點年產假酒近2000萬元。他還與美國一家律師事務所合作，代理了世界名牌撲克牌、自行車在中國的打假。甚至，連搖滾歌手崔健要搞反盜版和反假唱運動也拉上了王海。2004年，他又有了一個驚人之舉，作為北京市的新居民，他宣布要競選朝陽區人大代表，為此，他聘請兩個北京廣播學院的大學生義務當他的競選助理，到處散布他為選民服務的主張。競選的結果當然是落選，他說，“結果是我意料之中的。我沒有當上正式候選人，參選的起點跟其他候選人不平等。不過5年後我還會參選，但參選之前，我會向全國人大等立法部門提交對《選舉法》修改的建議，因為現在選舉法明顯滯後了。”人們對這位當年的青島青年不得不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