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867年9月27日，列夫·托爾斯泰在給妻子的信中這樣寫道：“上帝賜予了我健康和寧靜，我將以前人從沒采用過的方式來描寫博羅季諾會戰。”當時他正在從事《偉大的勞動》一書的寫作，這本書後來更名為傳世不朽的《戰爭與和平》。2004年7月的某日晚上，我也是在一次與妻子邵冰冰的MSN對話中提出寫作1978年到2008年中國企業史的想法的，當時我正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做短期訪問學者。那個白天的下午。我與哈佛商學院和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一些教授、學生在景致優雅的查爾斯河畔有一場座談，主題是中國公司的成長之路。由於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學術背景，我們的討論以中國公司為主題，卻又不時地穿梭在美國、日本乃至歐洲和印度等不同的國家和製度空間裏，在對比中互為參照，在論證中相與辯駁。而在這樣的溝通中，我深感中國企業研究的薄弱，我們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庫和可采信的數據係統，而且還沒有形成一個係統化的曆史沿革描述，關於中國公司的所有判斷與結論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個人觀察的，甚至是靈感性的基礎之上，這已經成為國際溝通最巨大的障礙。
於是，如何為零碎的中國當代企業史留下一些東西，成為了一個忽然凸現出來的課題。當這個念頭突然萌生出來的時候，我連自己都被嚇了一跳。在當時，擺在我麵前的工作選擇已有很多項，這無疑是最為艱巨而龐雜的。對於我個人的能力而言，這其實又是一項勉為其難的工程，我沒有經受過曆史學專業的訓練，也不是經濟學科班出身，雖然多年從事傳媒工作的經曆讓我有機會接觸到大量的事實，並在某些時刻親曆現場，雖然我也曾出版過將近10本財經類書著，可是，要完成一次跨度長達30年的宏大敘事畢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我的學術基礎、掌握曆史的經驗、創作的技巧和方法論，甚至是我的時間和體力等等，都麵臨空前的考驗。但是，畢竟要有人去完成這一項工作。在哈佛大學查爾斯河畔的那個陽光熙和的午後，它如同一個巨大而沉默的使命淩空而降，龐然無聲地站立在我的麵前，俯看著我。在那場夾雜著英語與漢語的討論中，我知道自己已無處可逃，未來四年的勞累似乎是命中注定。“我認為現在是開始為這項工作做準備的時候了。
”我在MSN上熱切地這樣寫道，在這個時刻，我突然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100多年前托爾斯泰寫信時的那份舍我其誰的使命感、另辟蹊徑的自信和即將開始一段充實工作的滿足。二盡管任何一段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獨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國，卻是最不可能重複的。在一個擁有近13億人口的大國裏，僵化的計劃經濟體製日漸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它在眾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轉的姿態向商業社會轉軌。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世景變遷的幅度之大往往讓人恍若隔世。有很多事實在今天看來竟是如此的荒謬和不可思議，在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許私人買汽車跑運輸，一個今天已經消失的經濟犯罪名詞——“投機倒把”在當時是一個很嚴重的罪名。在江浙一帶，你如果騎著自行車從這個村到另外一個村，而後座的筐裏裝了3隻以上的雞鴨，如被發現的話，就算是投機倒把，要被抓去批鬥，甚至坐牢。在溫州地區，我們還找到了一份這樣的材料，一位婦人因為投機倒把而被判處死刑。
到20世紀80年代末，買空賣空還是一個惡劣名詞，茅盾在小說《子夜》裏生動描寫過的那些商人給人們留下了太過深刻的印象。到1992年前後，商業銀行對私營企業的貸款還規定不得超過5萬元，否則就算是“違紀”。整個20世紀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營工廠上班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而自己開一個小鋪子做一點小生意，就會被蔑稱為“個體戶”，也就是一個“沒有組織的人”，一個不受保護的體製外的流浪漢。這個社會印象一直要到“萬元戶”這個名詞出現之後，由蔑視到暗暗的羨慕，再到全社會的無度的稱頌。20年前的國營和集體企業都是一些可怕的龐然大物，很多大型國有工廠幾乎具備一切的社會功能，“除了火葬場，什麼都有”。一個工作崗位是很珍貴的，是可以“世襲”的，父親在退休之後可以馬上指定一個自己的子女頂替，企業對於一個家庭來說，重要得像“一個更大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