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無法反抗牆，隻有反抗的願望。
我首先必須反抗的是：我對牆的妥協，和對這個世界的不安全感。——舒婷：《牆》，1980年
20世紀8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大江南北風調雨順，舉國都有一種抑製不住的喜悅。24歲的北京詩人顧城在《星星》詩刊上發表了他的成名作《一代人》，全詩很短，隻有區區的兩行，卻如原子彈一樣地引爆了整整一代人積壓已久的情感：“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這是一種難以言說的情緒傾訴，個人意識的蘇醒在這兩行詩歌裏毫不隱藏地畢現出來。所有的人似乎都開始意識到，這將是一個不平靜的開始。為了讓全國人民過好80年代的第一個春節，商業部在1月18日專門下發通知，要求各大城市敞開供應豬肉。在上一年，全國的生豬存欄新增800萬頭，每頭生豬的平均毛重增加了12公斤，通知要求各地最好是“就地收購、就地屠宰、就地銷售”。又過了幾天，國務院下達文件，允許“雞蛋可以季節性差價”，這意味著國家已經在嚐試著用價格杠杆來協調市場。這樣的通知和文件還將不厭其煩地下發十來年，沒有人覺得很突兀，國家始終像一個大保姆，細心地照管著人民的衣食住行。
這年春天，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中共中央為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平反了。在2月23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65歲的胡耀邦被推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一批較年輕的幹部被推上了重要領導崗位，其中包括前兩年在安徽、四川強力推行聯產承包責任製的萬裏等人。14年前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的劉少奇正式恢複了政治聲譽，一大批因之而生的冤案一並平反。躊躇滿誌的鄧小平在會上講話說，在解決了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之後，今後的工作要著重研究體製改革。鄧小平顯然想把全國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經濟體製的改革上去。到上一年底，全國進行擴大自主權試點的國營企業已經有4 200個，1980年又發展到6 600個，約占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數的16%左右，產值和利潤分別占60%和70%左右。在中央和各地政府眼中的重點國營企業基本上都已經裝進了“試點”的大籮筐裏。
為了推進這項事關重大的改革，1月22日，國務院根據首鋼等試點企業的經驗，發布《國營工業企業利潤留成試行辦法》，允許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企業把原定的全額利潤留成，改成“基數利潤留成加增長利潤留成”，但是，工業企業必須完成了產量、質量、利潤、供貨合同四項計劃指標後，才能按核定和規定的留成比例，提取全部利潤留成資金。到了2月，國家經委又發出通知，要求試點企業必須保證“國家多收、企業多留、職工多得”，這當然是一個聽上去很美好，但執行起來很困難的要求。種種跡象表明，管製在一步步地鬆動，但中央希望一切都在計劃的掌控中有序地進行。各地，新的變革新聞正層出不窮：年初，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複出，國內保險業務被允許恢複；4月10日，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與香港中國航空食品公司合資，以558萬注冊資本，創建“北京航空食品公司”，港人伍淑清擔任港方常務理事。國家工商局為其頒發了中外合資企業001號營業執照，這便是中國政府第一家正式批準成立的中外合資企業。當時，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的日配餐量隻有640份，20年後，這個數字將上升到2.5萬份。跟這家小公司的中外合資相比起來，在南方，一個正開始艱難啟動的計劃聽上去要龐大得多。
這個日後影響了中國開放走向的計劃，便是在南方設立“經濟特區”。“特區”這個經濟名詞是中國人的一個新發明。據《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謎》一書記錄，它的發明人也是鄧小平。在上一年的4月，他與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長習仲勳商討開放事宜，提出在深圳建立一個新的開放區域，全力引進外來資本，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並且建議這個開放區域就叫“特區”。在鄧小平提出“特區”這個概念的時候，袁庚已經奔赴南方去啟動他的蛇口工業區了。“特區”一詞既出，心領神會的習仲勳馬上加快了開放的速度。很快，到7月15日，一個《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就形成了，報告明確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頭試辦出口特區。特區內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辦廠，也允許某些外國廠商投資設廠，或同他們興辦合營企業和旅遊事業……三個特區建設也要有步驟地進行，先重點抓好深圳市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