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燈初上，燈火闌珊，軍營中號角陣陣，議事廳中的談話卻是還未散去，在這之前劉峰也與徐福談論過海上貿易一事，但卻未詳盡的了解過。
但此刻他在徐福的口中，卻聽聞了此時，關於海上貿易最為興盛的一麵，不得不說徐福是個人才，他不僅知曉眼下的海上貿易的關鍵，還通曉整個海上貿易的曆史。
這海上貿易自古有之，秦時有徐福東渡日本，帶去了數千童男女和“百工”的同時，也帶去了中原的桑蠶和先進的農業技術，因此，日本人尊徐福為“蠶桑之神”。
漢時則有了對東南亞的往來記載，《漢書?地理誌》裏曾保留了這樣一段史料，其意大致如下：自漢朝日南障塞和徐聞、合浦等地，都可以與海外各國進行貿易，其航海經過之處有都元國（今蘇門答臘東北部），邑盧沒國（緬甸勃固附近），諶離國（伊洛瓦底江沿岸），步行可達夫甘都盧國（緬甸的卑謬，唐驃國）又航行道黃支國（印度南馬德拉斯西南），再南到已程不國（約今斯裏蘭卡）；回程時經過宗皮（新加坡西邊），然後到日南郡最南邊的象林縣才結束航程。
介紹海上貿易之時，不免的會扯出陸上的那條著名的絲綢之路，這條溝通歐亞大陸的交通線，在曆史上對東西方商業、文化的交流曾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
但是卻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是西域一帶常常被遊牧民族截斷，尤其是河西走廊一帶地戰爭頻繁不斷，控製權經常易手，一旦中原政權失去對河西走廊的控製權，路上絲綢之路馬上就會被阻斷，正因戰爭頻繁的出現，最終將貿易的主導權讓位給了海路。
而海上貿易最大的優點，便是不用擔心被敵人阻隔，沿途經過的國家和地區，沒有任何一個有實力和天朝對抗，尤其是那些桀驁不馴的遊牧民族，再也無法威脅到天朝的貿易通道。
而且，海上絲綢之路還有個特點，就是成本低，利潤高，民眾可以大量地參與，這樣就極大的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興旺。
所以也有了四大港口的出現，廣州港，這個被譽為當世第一大港，便應運而生。
海上貿易範圍更是已經覆蓋東亞，東南亞，南亞以及東非，其範圍之廣，前所未有。唐中期以後，中國擴大了與波斯灣之間的遠航，並開辟了通向東非的航線。到了唐朝中期，隨著大食定都於巴格達，中國通向波斯灣的航線出現了新的突破。高仙芝在中亞戰敗以後，唐廷對海上絲綢之路的認識進一步加深，也積極的促進了海上貿易的發展。
而與東亞、東南亞及南亞地往來早已有之，至唐朝時期仍然往來不絕，且有加強的趨勢。唐朝時，新羅商人來唐貿易的很多，從山東半島的登州、牟平、文登，到江淮一帶的揚州、楚州，都有他們的足跡。
日本前後數十次次派遣唐使來中國，最多時人數超過五百人，“名義上是朝貢，實質上是以貢品換取中國賞賜的絲綢為主要目的”，兩國的貿易交往已開始使用貨幣，足見其交往之甚，與此同時，同東南亞及南亞諸國的貿易，也因波斯灣航線的取道而興盛。
從海上絲路的規模來看，單就貿易的數額來說，據推測也已達到相當可觀的數目。
在唐後期，廣州是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從船運數量上來看，每年來廣州的船舶數量不定，少者有二三十艘，一般的有四十來艘，大曆五年到廣州貿易的大小蕃船，竟達四千餘艘。如每艘裝載量為五十噸，則此年廣州外貿貨物的吞吐量即達二十餘萬噸。在這個時代，這已是相當可觀的數目了。
徐福侃侃而談，“隨著海上貿易的興盛，貿易商品的種類也越來越多。波斯商人從東非、東南亞運來寶石、珊瑚、瑪瑙、香料、藥品及動植物。”
“交換中國地絲、瓷、紙、大黃等物品。唐代南詔通過交通線同緬甸交流的貨物有、繒帛、琉璃罌、琥珀、光珠、瑟瑟、海貝等。”
“新羅與唐朝之間的貿易很興盛，從中國運往朝鮮的有各種金屬工藝品、絲織品、高級袍服、茶和書籍，由朝鮮使節贈送唐朝的有金、銀、人參、毛皮等。唐朝和日本之間的貿易，主要是輸出絲綢、瓷器、銅鐵，輸入白銀。”
劉峰頻頻點頭，聽得也是津津有味，不是的插上一句嘴，討問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