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二馬”修建叢書樓藏書萬卷，以及他們對文化藝術的畢生熱情，在徽商群體間，是具有普遍性的。“儒商並重”的徽州人，自兩宋時期，就有刻書的傳統。到了明朝中葉，徽州已成為我國當時的幾大刻書業中心之一，不但圖書出版量大，而且存在頗多善本。
從明朝中葉到清朝道光年間，三百多年來，徽州的刻書業一直處於鼎盛階段。近代學者鄭振鐸對徽本圖書評價極高，尤其欣賞其中的插圖。他說這些圖書“雅正恰到不呆板的程度，溫柔恰到不沒骨氣的程度，富麗恰到不金碧輝煌、令人目眩的程度，是恰到好處的‘健美’作品”。
明清時期流行的戲曲和小說，是徽州書商最常刻印的一類。“無徽不成鎮”，商業的繁盛帶來了市鎮的興旺和近代市民階層的勃興。較之農民和工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傳統，市民的生活更多一些空閑時間，也更追求多樣化的情趣，此外，市民就整體而言，具有相對較高的文化水平。明清時期小說和戲劇的繁榮，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市民的興起。精明的徽商，自然不會漠視這一商機。
徽州商人著力於滿足市民生活所需，刻印的書刊，不僅包括《三國演義》、《水滸傳》、《西廂記》等小說和雜劇，還包括《士民遍考雜字》、《開眼界》等綜合常識類書籍，內容多涉及婚喪嫁娶、黃道吉日和各地風俗等，凡居家生活或出門在外的常識，在此類書籍中都有廣泛的收錄。
徽州坊間經常刻印的另一類書籍，是《三字經》、《論語》等儒家啟蒙教育的經典讀物，以及八股應試所需的各種讀本。這類書籍部頭較小，易於刊刻，而且由於徽州教育發達，家家戶戶都會讓孩子從小讀書識字，富商之家多令其子弟備考科舉，因此這類書籍大都銷售較快，獲利較多。
此外，徽州人刻印的醫書也很多。新安醫家（徽州古稱“新安”）和徽商一樣源遠流長，自宋代就見於史籍記載，到明清兩代盛況空前。據不完全統計，明清時期，史冊中記載的徽州名醫近七百人，醫學著作超過六百種。這些名醫幾乎緊隨著徽商的足跡，遍布於大江南北。
徽州有個姓葉的行醫世家，自明末僑居蘇州，累代懸壺濟世，收益頗豐。古代，行醫也是一種經商的方式。康熙、乾隆年間被稱為“天醫星”下凡的葉天士（1666—1745年），就是這個家族的後人。葉天士不但秉承家學，而且博采眾長，在他數十年的行醫生涯中，最擅長治療“溫病”（即外感類急性熱病），也是中國最早發現“猩紅熱”的人。葉天士的主要學說，由乾隆年間的醫學巨匠吳鞠通進一步發揚光大，並彙編為《溫病條辨》，流傳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