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的開拓者之一胡適（1891—1962年），原籍徽州績溪縣上莊村。終其一生，胡適都對家鄉徽州飽含熱情、念念不忘。
胡適的祖父是徽州茶商，其父胡傳（胡鐵花），為官後致力於邊疆建設，先開荒東北，後鎮守台灣，50歲老來得子。1895年，台灣島被迫割讓給日本，胡鐵花在福建憤然病逝。這一年，4歲的胡適，被其母馮順弟帶回了老家績溪，並在家鄉接受了9年私塾啟蒙教育。這期間，他讀到了範縝的《神滅論》，並由此奠定了貫穿其一生的無神論思想。
胡適13歲時，馮順弟讓他遠赴上海求學。在上海，胡適讀到了《天演論》等許多西方著作。“十三四歲，往外一丟”的徽商傳統，讓胡適從小就突破了鄉土文化的束縛，學到了與時代乃至世界接軌的新觀念、新知識。此後胡適遠赴美國攻讀博士，馮順弟也非常支持，母子之間多有書信往來。留學在外的胡適想得到一套《圖書集成》，馮順弟變賣首飾購得此書，寄給遠隔重洋的兒子。這期間，馮順弟患了重病，卻不肯將此事告訴兒子胡適，以免影響他的學業。
1917年，胡適學成歸國，並以《文學改良芻議》等著作，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被蔡元培聘為北大教授。一年後，馮順弟病故。滿懷悲痛的胡適，在《先母行述》中寫道：“生未能養，病未能侍，畢世勤勞未能絲毫分任，生死永訣乃亦未能一麵。平生慘痛，何以如此！”
身為近代自由主義先驅的胡適，既有著諸多現代化的思想，也有著傳統的一麵。儒商相濟的徽州文化，最突出的就是兼具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的道義，和商人的務實苦幹精神。這一點，在胡適身上尤為突出——盡管胡適終身未曾經商。
胡適反對空談口號，主張腳踏實地、一點一滴地逐項解決問題。胡適曾作《努力歌》，並創辦《努力周報》，在他的文集中，“努力”是出現頻率頗高的字眼。此外，他對做事敷衍含混的“差不多先生”深惡痛絕，曾撰文痛斥。在治學態度上，胡適既提倡“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創新，又反複要求“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反對一切形式的浮誇和虛妄。
胡適為人寬厚，重道義。林語堂在哈佛留學時，風雨飄搖的北洋政府取消了對留學生的資助，胡適得知此事，當即自掏腰包資助他，直到他讀完博士回國任教。數十年後，晚年的林語堂麵對胡適的墓碑，向周圍的人訴說此事，在場者無不動容。
另一位“五·四”期間的名將周作人，中年之後越發消沉，曾醉心於日本“新村”的烏托邦生活，他發表了很多關於“新村”的文章，引發了很多人的共鳴。對周作人脫離現實的幻想，魯迅私下表示不讚成，胡適則公開撰文，堅決反對。抗戰前夕，周作人不肯離開北平的“苦住庵”，遠在美國擔任公使的胡適寫信給周作人，力勸其南下。但周作人沒有聽從胡適的勸告，一直留在北京，並最終投靠日寇，為此胡適深感痛心。抗戰勝利後，犯有漢奸罪行的周作人受到審判，頗多國人皆曰可殺。但胡適對周作人的千秋功罪，始終予以客觀評價，堅決不肯落井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