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媽風風火火，工作蒸蒸日上的時候，命運之神揮了揮手，讓我媽的事業戛然而止。
我媽患上了肺結核。
這病放在現在不算什麼，甚至都很少聽說了，在那個年代卻是絕症，和現在的癌症差不多吧，組織上在第一時間把我媽轉到了當地最好的一家療養院治病療養，在那裏有一種聳人聽聞的治療方法，就是每天把病人反轉頭衝下，從口腔往裏打氣，試圖用氣壓的力量讓肺部的窟窿愈合。在我聽我媽說的時候，也是半信半疑，可我媽畢竟活了下來，是鐵證。
在療養院和我媽一起療養的，百分之百的都是一些和我媽一樣的老革命，革命勝利了，國家沒有忘記他們，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他們在療養院裏享受著不可思議的待遇，每人每天兩個雞蛋，一隻小公雞，主食一周不能重複，水果天天有。我媽身體不行，吃不下，就和食堂說好，把雞蛋攢下，等我爸去看她的時候帶走。在養病期間，我媽還學會了釣魚，每當夕陽西下，我媽就會和病友到療養院邊上的池塘裏釣魚。我們家至今還有我媽在那個時候拍的照片，齊耳短發，深色旗袍，偏帶皮鞋。最醒目的是腕上的英納格手表，受來自大城市的病友影響，我媽變得時髦了。那段時光是我媽這輩子最小資的一段日子，到了老年之後，我媽還會經常撫摸相片，給我翻來覆去地講那時候的的事。我媽在療養院交了好多好朋友，其中有一個姓劉的SH阿姨和媽媽最要好，書信來往了好幾年，後來工作幾經輾轉，漸漸失去了聯係。
關大娘和劉阿姨的不同是南轅北轍的，我媽喜歡劉阿姨，誌同道合的，討厭關大娘，貪公家便宜，不講原則。
我媽既不能把關大娘送到公社，也不能讓她對自己的錯誤有更深刻的認識，鬱悶到最後，就隻有衝著我使厲害，把我反鎖到家裏，自己去上班。
對於我媽和劉阿姨這樣的人來說，十幾歲就出來扛槍幹革命，共產黨就是他們的爹娘，公家就是他們的娘家，誰損害公家利益，誰就是和她們過不去，而關大娘不識字，革命道理一點不懂，誰也不認，但她有著家庭婦女的善良和母愛，她知道我媽把一個不到六歲的孩子反鎖到家裏，她是忐忑不安的。
於是，在一個絕望的早晨，關大娘突然出現在我們家，站在院中央，爽朗的和我爸爸打招呼。關大娘寬麵大臉，慈眉善目，在我看來就像身披彩霞的觀世音菩薩一樣。關大娘寒暄完，拉起我就走，一邊走一邊說話給我媽聽：“跟大娘上班去，咱不自個兒待家，誰願待誰待。”我媽聞聲從屋裏出來，還想阻止，被我爸爸攔下，也就就坡下驢，不再說什麼，跟在我和關大娘屁股後邊上班去了。
經過這件事，我媽和關大娘好像比以前更好了，兩個人你關心我，我關心你，整天噓寒問暖的。我也離著糕點箱子遠遠的，再也不敢靠近。
轉眼到了那年的冬天，臨近春節了，來副食店的人猛然多了起來，家家戶戶都為春節的走親訪友提早準備，桃酥長壽糕等一買就買十幾斤。我媽和關大娘忙得連喝水的功夫也沒有，掛在橫梁上包紮點心的牛皮紙繩刷刷的轉著，一上午就用掉好幾捆。那時候賣得多，就需要頻繁的進貨，有時一天兩次。我媽和關大娘輪流著去，拉著一輛兩個輪子的平板車，十幾隻鐵質的食品周轉箱高高的碼放著，拉的時候為了省力，還要把車把中間的一條背帶斜挎在胸前，身體也能用上力，去食品加工廠要路過一座鐵路橋，去的時候還可以，等到回來，車上裝上一二百斤點心，不用背帶根本上不去。每次輪到我媽，她怕我亂跑，就帶上我，讓我倚著周轉箱坐在車後麵，回來的時候，我就跟在後麵走，路過鐵路橋，看我媽吃力，就想幫著推，每次都會被她嗬斥：上一邊去！躲遠點！那時候覺得我媽脾氣太不好了，現在自己做了母親才懂得，那是怕自己萬一吃不住勁撒了手，車溜下去壓著孩子。
記得有一次，我媽拉了滿滿一車點心，在鐵路橋那裏長長的慢坡上，畫龍一樣的緩緩前行，上去之後，遠遠地聽著我媽驚天動地的好一陣咳嗽。等我上了鐵路橋，隻見我媽蜷縮在地上，臉色煞白，手上，下巴上，衣服前襟上都蹭滿了血。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覺得我媽是不是要死了，嚇得大哭起來。
“哭啥！”我媽吼我一句。
北方的數九寒天，路上行人本來就少，偏僻的鐵路橋上更是不見人影，我媽不再管我，任由我在寒風裏哭。我偷眼去看她，我發現我媽的眼裏也含著淚，充滿驚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