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實踐證明采用定額淨產值指標編製計劃確實存在著困難。例如，在評價工作成果時，不得不使用雙重指標體係，各企業向統計機關和部長會議報告工作時，要根據已經完成的產品產量指標，而勞動生產率、工資基金指標要在定額淨產值的基礎上進行計算。按照這種製度，用貨單位在沒有完成定額淨產值的情況下，必然也同時不能完成總產值計劃，而且會相差成千上萬盧布。換句話說，如果供貨企業（或單位）破壞了合同規定的義務，沒有按期向定貨企業提供哪怕是幾個戈比的配件，因而影響了定貨企業完成產品生產任務，那麼定貨企業就會損失成千上萬的盧布。這就是不按期供貨、打亂物資——技術供應的後果。因此，應當記住蘇共中央全會（1981年11月）報告的這段內容：“必須極大地改善物資——技術供應係統，因為哪怕是短時間地中斷供應工作，都會破壞很多企業和工地的工作。隻要做好供應工作，雖然沒有增加投資，但卻能產生巨大的國民經濟效益。”
由於經營機製的完善，目前非常強調遵守供貨合同。眾所周知，在用貨單位缺少資金的時候，蘇聯國家銀行、蘇聯國家建設銀行有義務向它們提供信貸，以支付按合同購進產品的款項。但是，這種方法不是任何情況下都允許采用的。所以，督促交款問題，不適當地對用貨單位和供貨單位處以罰款製裁的問題，都尖銳地存在著。企業有時完成了總產值指標，但未完成定額淨產值指標，因而不能獲得獎金，由此而產生的尖銳矛盾也遠未解決。
鑒於上述情況，應當指出，在向新方式過渡期間不能完全拋棄原有的方式。我們認為，其他經濟學家那種“或者按總產值，或者按定額淨產值”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完成總產值計劃或者完成定額淨產值計劃，要比同時按這兩項指標完成計劃容易得多。但是采用單一的指標來評價企業的工作成果，會造成某種片麵性。因為現有的任何一種衡量生產量的指標（實物的、價值的、勞動的）都不可能沒有缺點。所以，在不能完成生產計劃的緊急情況下，就可能出現這種現象：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找“竅門”去“完成”計劃任務，采用了有損整體效益的辦法。若采用單一指標，則使這類辦法成為公開的事情。例如，在一部分工廠裏出現了力圖拒絕製造複雜結構產品的現象，也有試圖壓縮、改變協作供貨關係的現象。這就再一次證明，采用某種單一指標衡量企業工作成果時，不利於提高生產效率。
為了係統地提高經濟機製的效能，應當通過文件形式，把有關經濟機製的原則或規定，全麵、綜合地反映出來，不宜經常變動。管理機關要詳細了解和掌握文件中的規定內容，善於分析經濟機製各種因素之間的因果關係，把有關規定具體運用於自己的工作中去，並接受嚴格的監督和檢查。
此外，管理係統還必須采取一切措施，克服由於增加工作量和運用新的經濟指標體係計算方法所引起的心理障礙。因為遠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清改行計劃和評價工作新方法的客觀必要性，甚至一些有經驗的工作者對此也有某種程度的不信任。
生產聯合公司“明斯克拖拉機廠”在采用新的經濟指標之前，進行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包括組織、經濟和工作方法的準備。行政方而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幫助工作人員正確對待這種創舉。
這個工廠的各車間主任、副主任、經濟師、工長，定額員都經過羅斯托夫工程技術人員進修學院明斯克分院的培訓，而工人則受過24個學時的經濟學教育。通過講課、政治形勢報告、座談會等，幫助勞動集體中的每個成員深刻地認識當前變革的重要意義。
為了加速培訓過程，整個工作是這樣安排的：第一，使盡可能多的專家參與這項工作；第二，使每一個基層機構的領導幹部，都能得到進修。該企業加強了經濟和技術服務工作，建立了全廠專門負責製訂定額標準的小組。在製品種類繁多的各輔助車間裏，也組織了類似的小組。共同努力搞好定額管理工作。
當然，完全克服心理因素的影響是不可能的。曾有一個時期，部分專家的疑慮甚至增加了。事實證明，總產值的增長速度比淨產值高得多。勞動生產率的計算表明，在核算定額標準時，通常以利率為24%的機器產品的耗費為基礎，而生產功率更大、更經濟，使用性能更可靠的機器產品及其備件，利潤率卻反而低得多；新機器代替老產品的數量越多，定額淨產值的負值越大，因而使獎勵基金相應地降低。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頒布的辦法，消除了這種弊病，排除了各種產品盈利不均的現象。在此基礎上仔細地分析了采用新指標的全部結果，以便使新指標在提高生產效益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這樣就使我們對新指標從了解轉變為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