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起釪：老無所依的史學大家
非常人物
作者：林天宏
在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官網公布的首批榮譽學部委員中，劉起釪是唯一一位先秦史研究專家。他主要研究上古史，專攻中國最早一部古史《尚書》的校、釋、譯、論，而這早已成為“絕學”。
劉起釪一直覺得自己還能做研究，他還有太多事情沒有做完。1947年在中央大學曆史係研究生畢業期間出版的《兩周戰國職官考》，已經過去60多年了，得重新改寫與修訂；關於《左傳》與《周禮》的專著也基本成稿，但還需增補些內容。
然而，在許多人看來，這已經是這個95歲的曆史學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起碼，在他困居的這個位於南京市東南郊的養老院裏，所有人都相信這一點。
在過去的六年多裏，在這家養老院一間10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劉起釪過著一種幾乎與世隔絕的困頓生活。與他相伴的，除了養老院的護工和同屋的另一個重病老人，還有簡單的飯菜，夾雜著藥水和屎尿味的空氣，以及大把無所事事的時光。
由於間歇性發作的帕金森症和老年癡呆，他無力行走，雙手時常顫抖，並伴有長期的大小便失禁。他雙耳失聰，基本喪失了語言能力，隻是偶爾從喉管裏發出一些旁人難以聽懂的尖細聲音。
如果不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南京當地一家都市報的記者發現了他，並刊發了相關的報道，恐怕沒有人會意識到，這個看起來已經走到生命盡頭的老人，曾是中國曆史學界頂尖的學者之一。
早在1942年師從中央大學曆史係教授顧頡剛期間，這個湖南安化人就顯露出極佳的史學天賦。
因為家學淵源，劉起釪自幼熟讀古籍，並寫得一手漂亮的文言文。當年，他用精煉的古文記錄顧頡剛講授春秋戰國史的課堂筆記，顧看後大為驚奇，隨後結集出版，成為中國近代史學史上的一段佳話。
顧頡剛最為器重這個弟子。1962年，顧將劉起釪從南京調往北京中國科學院，協助其進行研究工作。此後，弟子就住在北京的老師家中，與其共同研究《尚書》。1980年，老師去世之後，劉起釪又獨立承擔起整理《尚書》的工作。
“如果說中國幾百年出一位博通古史經籍學的大家顧頡剛，那麼顧辭世之後，隻有劉起釪可以領軍了。”中國社科院曆史所古代思想史研究員吳銳說。
台灣與日本等地研究《尚書》的學者，都將劉起釪奉為“一麵大旗”。1992年，日本18所大學的20位教授聯名寫信，邀請劉前往日本講學。一些日本學者為了弄清某個問題，常專程到北京拜訪劉起釪。吳銳至今還記得，一個日本學者委托他引薦時，“臉上那種誠惶誠恐，就怕我不答應他的神情。”
作為顧、劉之後研究《尚書》的第三代學者，吳銳被劉起釪視為自己的“忘年交”。很少有人像吳銳這樣清楚地知道，“劉先生是在什麼樣一種困頓的情景下，一次次地創造出史學界的輝煌”。
社科院曾分給劉起釪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房子位於一層，昏暗寒冷，而且無法洗澡。狹小的房間放不下大書櫃，劉起釪的藏書隻能從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
劉起釪有過兩次不成功的婚姻，長期孤身一人生活。直到2000年，以普通研究員身份退休的劉起釪，工資隻有1900元，還要分出一部分去接濟湖南鄉下老家的親戚。他沒有錢買新書，隻能到圖書館一部部地抄回來。
吳銳至今還記得，有一次，他去看望劉先生，在他家中吃飯，吃到一半，破舊的桌子突然斷了一條腿，飯菜撒了一地。
在吳銳眼中，劉先生有著“傳統文人的傲氣”。盡管生活頗為艱難，但他從不和外人說。盡管與吳銳素來交好，但遇見不同的觀點，劉先生總是操著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話大聲爭辯，不明內情的外人，總以為他們兩個是在吵架。
2004年，年過八旬的劉起釪雙耳已經失聰。他的女兒女婿都在南京工作，於是，老先生賣掉了北京的房子，前往南京定居。據說，那一次僅僅為運回古籍與研究資料，劉起釪就租用了一個10噸重的集裝箱。
但他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學術使命。在吳銳的手中，保留著劉先生到南京後與他的20多封通信，每封信都厚達10餘頁紙，數萬字。在信中，劉起釪依然與吳銳探討著各種學術問題，也會偶爾聊些生活現狀。
在其中一封信裏，劉起釪這樣寫道：“在女兒家，終於可以洗上熱水澡了，我已經十多年沒洗過了，沒想到是這麼舒服……”但這樣的快樂，這個曆史學家卻沒能享受太久。
2006年，劉起釪的女兒突患高血壓、糖尿病，緊接著，他的女婿又得了重症肌無力，兩場大病，耗光了劉家幾乎所有的積蓄。這對夫妻不得不遵照醫囑，投奔深圳的親戚，借南方溫暖的氣候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