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趨勢下文學關懷的缺失
創作研究
作者：李有亮
摘要：中國老齡化時代已經到來，其老齡比重與老齡化速度均遠超過發達國家。以女性創作為例，探討文學作品中的“老年缺席”現象，以此或可折射出當下我國對老齡化問題的普遍認知程度與精神關懷現狀，並希望由之引起全社會對於老年群體現實處境及精神世界的真切關注。中國老年女性作為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卻在同為女性的作家筆下成為事實上的“被遺忘和被拋棄”的人。造成女性文學中“老年缺席”問題的原因，主要與女性寫作長期以來誇大兩性對峙、過度迷戀身體、迷信表層經驗等局限密切相關。我們的期待，是作家隨著年齡、閱曆的增長而在創作理念上進行自覺提升，勇於突破文學寫作的“青春期”情結，真正走向成熟，並塑造出由老年人充當主角的更具普遍生命涵蓋力的成功的藝術典型。
關鍵詞：老齡化；文學關懷；女性寫作；老年缺席；青春期情結
很久以來，無論是讀小說還是觀賞影視作品，當今文壇留給我們的共同印象是，其中唱主角的基本上都是俊男靚女。尤其在女性文學作品中，更是一律由“美女”來擔當主人公。這些美女主角無疑都年輕貌美，身材惹火，氣質出眾，特別是經改編為影視劇之後，這些書本中的美麗文字就轉變為更受觀眾歡迎和追捧的青春偶像，引起整個大眾娛樂界一波又一波的追星熱。這種熱潮不僅隻限於年輕人。也兼及眾多的中老年讀者與觀眾群體。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恰是老年女性文學的高度匱乏，不僅很少有以老年女性為主角、以老年女性生活為內容的文學作品，即便有，也往往是為年輕女主人公充當配角。可以說，就當代女性文學構成的這一宏大而喧鬧的“文學現場”而言，老年女性這一龐大社會群體竟然長久而普遍地呈現一種“集體缺席”狀態。
而與此同時，中國老齡化時代已經到來。目前世界上已有近80多個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以瑞典、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為代表，這些國家無論在國家政策、政府管理還是理論研究、文化藝術創造方麵，對老齡人群都予以了高度重視。而中國按照國際傳統標準，從2000年起就基本進入“老齡化”階段。尤其像上海等發達城市和地區，其老齡比重與速度均遠超過發達國家，呈現“未富先老”的特征。據統計，截至2010年，中國60歲以上老人已達1.7億，約占人口總數的13%以上。在老齡人口中，老年女性比例超過60%。這樣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卻在同為女性的作家筆下成為事實上的“被遺忘和被拋棄”的人。
本文從性別視角切入，以女性創作為例，探討文學作品中的“老年缺席”現象，以此或可折射出當下我國對老齡化問題的普遍認知程度與精神關懷現狀，並希望由之引起全社會對於老年群體現實處境及精神世界的真切關注。
一 “缺席”的涵義
為了更準確地表達本文“缺席”一詞的意思，有必要分幾個方麵來進一步闡釋一下：
（一）數量少。盡管目前尚未對數目巨大的中國女性文學作品中女性主角的年齡特征做出精確統計和比例測算，但是，年輕女性充當主角的比率遠遠高於老年女性，這似乎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姑且不論古代，即使是近一個世紀以來的女性新文學，我們稍加回顧，能夠列舉出的耳熟能詳的人物名字，絕大多數都是20-40歲這一年齡段的年輕女性，其中尤以25-35歲為最多。
（二）非主位。在數量有限的涉筆老年女性的作品中，這些女性又多被設置在偏離主位的次要席位上，比如年輕女主人公的媽媽、婆婆、親戚、保姆、街道幹部、社區阿姨等一些配角形象，其存在的價值無疑是為了映襯主要人物，或是為主角營造生活氛圍，而她們自身的生活表達卻是被大量遮蔽的，嚴重殘缺的。如近來一大批所謂家庭倫理劇，其實質一律是為迎合現代情感消費而炮製的青春偶像劇。老年女性在其中除了作為年輕一代的陪襯之外，幾乎很少有自己的完整生活，更遑論對之的深度發掘。
（三）非常態。在一些涉及老年女性的文學作品中，這些女性不僅偏離正位，而且常常被粗暴地加以異化處理，甚至被妖魔化。在許多當下流行的女性作品中，老年女性的筆墨或鏡頭若稍多一些，就常常被描寫成要麼乖張暴戾，要麼刁鑽蠻橫，幾乎少有老年婦女生活的正麵書寫和老年女性藝術典型的正麵塑造。
（四）少平民。在近百年的女性新文學創作中，以中老年成熟女性形象而存在的不多的藝術典型，其身份往往又是非平民、不普通的：或者出身高貴，如一些曆史題材小說和古裝電視劇中的皇太後（慈禧）、老祖宗（賈母）、老英雄（佘太君）等，以及一些以港台地區、新加坡等海外華人富商、豪門望族中的老年女性主角；或者才華出眾，氣質不凡，如《畫魂》中的潘玉良、《愛是不能忘記的》中的鍾雨等等，而作為普通平民的老年女性形象卻鮮有塑造。
（五）缺當下。現有的女性文學作品在塑造較有光彩的老年女性形象時，往往轉身投向曆史去尋找資源，而對當下社會現實中實實在在生活著的廣大老年婦女視而不見、避而不寫，以致這一特定社會人群從外在生活形態到內心精神訴求，都很少在文學作品中得到較為完整、深入的描述與傳達。
二 現象背後的原因：自輕與逃避
出於種種原因，男女作家在表達年齡與性別主題時往往風格迥異。尤其是女性書寫中的老年問題較為少見。這大概是因為麵對幾千年男權傳統的重壓，女性長期難以確立自我價值，以致女人因過於“自輕”而在“老”的問題上自覺不自覺地采取了逃避態度。這種“逃避”，又主要是通過以下幾種情形予以體現的。
（一）誇大兩性對峙，導致女性主角幼稚化
在女性文學寫作中，有許多時候是有意無意地將男女兩性關係做了對立性的處理，也就是將男性置於女性的對立麵來塑造。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互為爭雄，各不相讓，搞得劍拔弩張，甚至不斷引發全社會範圍的男女兩性大戰。這種情形以20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的女性寫作最為明顯，如張潔的《方舟》、張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線上》、陳染的《無處告別》、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徐小斌的《雙魚星座》、徐坤的《廚房》、蔣子丹的《絕響》等，這些作品最大的貢獻應是對於男權傳統的持續而尖銳的批判，充分體現出獨立自強的女性意識。然而，今天回過頭來看，這些作品中對於男女兩性關係的設置與處理均存在一定的非理性、情緒化趨向，其中的男女主人公常常被置於對立的兩端，甚至有些針鋒相對、水火不容。而在這樣的“對峙性”想象中，男女主人公的現實定位（當然包括年齡定位）自然而然就會趨於年輕化、幼稚化，其中的女主人公年輕漂亮、富於激情、執著於愛、容易受傷等特征似乎就成為一種共性模式。而女性進入中老年時段後的成熟、穩定、平常、理性、波瀾不驚的生活情態，對於作家們反抗男權、表達獨立的情感訴求似乎顯出諸多不力，因此這一意蘊極為豐富的生命領域，在新時期以來幾十年間一直很少為人重視。
這樣一種創作態度，其實從“五四”時期開始就一直潛含在女性書寫的文學曆程中。當然，沒有多少人會對這種“態度”表示不理解，因為伴隨著人類前行的腳步，人們日益深刻地認識到了千百年來女性（尤其中國女性）遭受男權傳統多重重壓的不平事實，同時也看到了女性在逐漸擺脫了曆史重負之後日益煥發出的巨大創造力。但是，在經曆了近一個世紀的女性批判男權的曆程之後，女性意識當中的理性成分亟需進一步增強。因為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批判男權傳統與“貶抑男性”、“打倒男性”是兩回事，女性解放自身的前提絕不是將男人一律趕進廚房，或攆回“後方”、“後台”，而自己獨自在前方拚殺、在前台表演；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男權傳統的壓迫中，女性是“主要的”受害者，但不是“唯一的”受害者，男性個體生命形態同樣在這種傳統體製中深受其害；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婦女解放最早是由男性知識分子提出，並與女性並肩戰鬥”。也就是說，婦女解放不單是女性的事，而是全社會、全人類的事，是需要女人和男人們共同去完成的神聖使命；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的未來目標隻有一個，那就是建立男女兩性和諧、平衡發展的世界。正因如此，我覺得女性文學在批判男權傳統的同時，還應該考慮未來兩性關係的建設問題，用一位年輕的女性學者的話說，就是“該批判就批判，該建構就建構，破與立同時進行”，而不是“隻破不立”。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我覺得女性文學創作不能過多停留在男女兩性互為對峙的“青春期”想象階段，而應隨著時代發展不斷增強自己的性別理性意識，積極調整寫作心態，努力探索一個更為寬廣、更為豐富、更具生命涵蓋力、更能表達對女性普遍命運終極關懷的思想世界和精神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