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選舉獲勝無望的情況下，美國右派走向政治極端主義很可能將是未來的宿命。如果不能在2012年贏得選舉，他們絕對不可容忍美國沿著現有的“丟失美國”之路走下去。
紐約時報廣場未遂汽車炸彈爆炸案餘波蕩漾，數名嫌疑人相繼落網。此事引起了人們對美國國內極端主義的關注。
近年來，美國國內極端主義組織數量大大增加。據統計，2000年，極端組織為602個，到2008年底，已經增加到926個，增長幅度為54%。近年來，美國國內發生了上千起仇恨犯罪事件，而且也出現了一些恐怖主義組織，其中，有白人至上主義組織，也有黑人至上主義組織和少數族裔組織。2009年奧巴馬入主白宮以來， 美國政治極端主義情緒日益升溫，從去年11月的胡德堡槍擊事件(三名美軍士兵在得克薩斯胡德堡軍事基地製造槍擊事件)，到今年5月1日紐約時報廣場未遂汽車炸彈爆炸事件，再到針對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暗殺威脅急劇上升，在美國這樣一個開放社會中，這些極端情緒的上升恐怕決非一兩個人的偶發情緒，而是美國政治極端主義上升的反映，它極有可能成為左右美國政治走向的一個重要因素。
極端主義伴隨美國曆史
美國是個多元移民國家，把“自由和平等”原則整天掛在嘴邊，但極端主義向來不乏。從早期的白人種族主義團體到風行一時的南方“三K黨”，從20世紀60年代社會領域中反潮流的嬉皮士運動到80年代的“人民聖殿教”，極端主義幾乎伴隨著美國的曆史同行。
為什麼美國不乏極端主義？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與美國作為移民國家的特性密切相關。從一般意義上來說，極端主義是指處於社會政治中心之外的個人和團體，采取背離社會主流道德標準的極端思想和行動，尤其是為了達到個人或者小部分人的某些目的，不惜一切後果地采取極端的手段對公眾或政治領導集團進行威脅。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生存的競爭決定了任何一個處於社會政治中心之外的“外來人”在走投無路之際，都傾向於訴諸種種極端主義的行動。換言之，隻要“適者生存”的美國社會達爾文主義還在流行，就會有極端主義的心髒在跳動。
極端主義在美國往往是一個“他者”概念，沒有人和政黨自稱為極端主義。有人特別強調政治極端主義以極端價值取代主流價值的特征，認為凡是不符合美國主流價值的思想和行動均可稱之為極端主義。按照此種標準，社會主義運動、伊斯蘭主義運動、禁止墮胎運動都被美國視作背離西方主流社會的政治極端主義運動，此種看法顯然有些絕對。相比之下，另一種界定則更具說服力，即強調其手段上的極端性，如暗殺行動，把對手和批評者視為邪惡，並用威脅和恐嚇的手法實現目的的做法。比如宗教極端主義、極端恐怖主義、民族極端主義和極端女權主義等。總之，極端主義在美國往往是與溫和主義相比較而言的，希冀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采取極端的手段實現不同於主流社會價值的目的。如此一來，政治極端主義在美國就被泛化了，廣大民眾在思想上也不把極端主義太當回事，甚至有人以走極端主義路線為榮，無論是小布什一上台就確立的一切與前任克林頓唱反調的“ABC”(Anything But Clinton)執政路線，還是美國媒體上屢見不鮮的以一鳴驚人的極端言論獲得眼球的評論員，都把走極端路線看作是有個性和獲得知名度的一項戰略。
極端主義：全球化的陰影
如果從更深層次考察，當下美國極端主義的崛起很可能與全球化的發展有關。全球化是一個相互矛盾、相互運動的雙重力量並行不悖的過程：一種是統一、合作和有序，另一種是分裂、衝突與無序。一方麵，隨著跨國公司的發展、信息和通信技術的進步，全球公共問題領域的湧現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進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麵，以眾多的少數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團體的增生、形形色色認知共同體的出現為標誌，區域化的趨勢也日益突出。
全球化和地方化並行不悖的趨勢，為原來禁錮在國家之下的非國家行為體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注入了強大的動力支持，包括宗教組織、民族和族群組織、女性組織、環境保護組織以及其他次國家情感為基礎的所謂“新社會運動”掀起了“自下而上的全球化”。這些新興的社會運動雖然具有全球視野，但相對更強調地方行動和基層活動，依靠下層的支持網絡開展活動，其目標在於說服廣大民眾采取新的方式以及進行深層次的社會和文化變革，解決日常生活政治中麵臨的問題。由此，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逐漸形成了對國家權威的挑戰以及“去中心化”和“非等級化”的趨勢。此種新社會運動帶來了一些新的變化：不再關注直接控製或者爭取國家權力的“解放政治”而是集中於關注改善公共生活質量的“生活政治”，強調非物質價值與“反文化”，對權威的質疑，基層活動的升華，等等。新社會運動如火如荼的發展，帶動了時代精神的轉變，很多新社會運動參與者並不僅僅考慮自我實現和文化重建的問題，而是對“區域、國家和全球層次上的集體未來有著強烈的個人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