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學是理解現實的一種方式
作為學曆史的人，我總感覺，正如一個人有性格，一個民族有“國民性”一樣，一個國家的曆史學大概也有特定的性格或者氣質，盡管探究和狀述某國曆史學的性格氣質與對國民性的研究一樣，都是一件犯難冒險之事。在我有限的閱讀範圍內，我又總感覺到，小亞瑟•；施萊辛格的《生命力中心：自由的政治》很能體現美國曆史學的秉性氣質的某些方麵。
關於美國曆史學的秉性氣質，這樣一種總體觀察應該是大致不錯的：它有自覺而強烈的公共關懷，因而也有優良而可貴的思想品質。19世紀晚期以來形成的美國現代專業化曆史學科，總是保持著一種積極介入公共領域、當代生活和政治爭議的偏好和姿態；它也總是能夠在曆史和當代之間建立起牢固的關聯和活躍的互動，把曆史作為現實存在的一種方式、一個維度，把曆史學作為理解現實的一種途徑；它具有生產思想、政見和公共影響力的巨大能力。現代曆史學中所謂的“那個高貴的夢想”，也就是對“客觀性”和“價值中立”的想象和追求，在美國作用似乎相對有限。很多美國曆史學家並不認同“為曆史學而曆史學”的律令。在公共辯論中，曆史學家經常能夠發出比其他社會科學家更有分量的聲音；而曆史學家當中，也有很多人對曆史學與公共生活的關係，對曆史、曆史學和曆史智慧在政治和政策中的運用進行過持續、深入、多麵向的思考。曆史學家不僅生產知識，也貢獻思想；不僅構建著自己的學科史，也是廣泛的思想史和政治史中的活躍因素。不難想象，美國的曆史學家在美國公眾中的形象，並不是那種“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的類型，並不是那種“考訂故事、自務博雅”，對當世缺乏興趣、理解力和判斷力的人。
在具有廣泛的公共影響力並進入美國政治思想史主流的曆史學家當中，小亞瑟•；施萊辛格(1917～2007年)是一位重要人物。施萊辛格出生於曆史學世家，1945年在其27歲時即出版《傑克遜時代》一書，獲普利策獎；次年他進入哈佛大學任教，於1954年獲得教授職位。當時其父、著名的曆史學家老亞瑟•；施萊辛格也是哈佛教授，父子同列哈佛教席，一時傳為美談。
和20世紀中葉成名的許多美國社會科學家一樣，小施萊辛格也有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曆，曾在戰略情報局工作三年。但與許多同行不同，他還深深卷入到黨派政治活動和社會思想爭議當中。1945年，他參與創建“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由此成為民主黨自由派的主要思想家和發言人之一。50年代末，他與崛起中的約翰•；肯尼迪走近，迅速成為肯尼迪集團的標誌性“雞蛋頭” 人物(卷入政治的書生)，在肯尼迪當選總統後擔任白宮政治顧問。肯尼迪遇刺身亡後不久，小施萊辛格出版了兼具曆史著作與個人回憶錄雙重風格的《一千天：約翰•；肯尼迪在白宮》一書，二度獲普利策獎。因為這部書不加掩飾表達了對肯尼迪的熱愛，他被一些人譏為“宮廷曆史學家”。不過這顯然不大公平，小施萊辛格何等人物，絕非那種讓個人忠誠淩駕於政治信念之上的碌碌政客。而他的政治信念，在其32歲時所著《生命力中心》中就已經明確宣示了。
變革的政治
1949年，小施萊辛格出版了《生命力中心：自由的政治》。作者在序言中說：“本書旨在成為對自由主義在過去十年間已經開始的重新審視和自我批評的重大任務的一項報告。”更明確地說，這是一項曆史學闡發和推進羅斯福新政的努力。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30多年間，西方世界實際上經曆了一次長期危機，戰爭、大蕭條和歐洲大陸的極權主義的使19世紀那種對西方文明的樂觀和自信消散殆盡，取而代之的是施萊辛格所說的“焦慮的年代”。“20世紀中葉的西方人是焦慮、困惑和庸庸碌碌的。我們的文明和我們的確定感的根基正在崩潰；我們熟悉的理念和製度在我們求助於它們時卻像落塵中的影子一樣消失了。”西方文明正處於“失敗的邊緣”。
施萊辛格用葉芝的名詩《第二次降臨》中的一句形容這種西方的危險和困頓：“萬物四散飄零，中心不能持守。”“生命力中心”(Vital Center)的書名也正來自這詩句。該書名有中文譯為“至關重要的中心”，但形容詞Vital有“重大的”、“生命力的”、“生機勃勃的”等多項語義，此處實際上諸意皆備，而當以“生命力”為首要。所謂“生命力中心”，是施萊辛格所認為的美國人在這樣一個時代應該做的政治選擇：“不是左不是右，而是生命力中心”。施萊辛格認為：“未來的希望在於擴展和深化民主的中間立場。”而通向這種中間立場的道路已經被開辟出來了，那就是為羅斯福新政所更新了的美國自由主義。
羅斯福新政所開辟的道路在美國曆史上具有根本的變革意義，而施萊辛格所主張和號召的，也正是一種對美國主流政治傳統的重大變革。美國獨特的曆史環境和發展道路在這個國家孕育出一種頑固的保守傳統，傾向於從單一的個人自由和私人財產權的偏狹角度去界定和理解自由製度和民主生活，具有強烈的“小政府”意識形態或者說“反國家”傾向。施萊辛格和他所屬的新政派所看到的根本問題在於，美國式的反國家政治意識形態已經不能再幫助美國成功應對國內資本主義的內在缺陷和外來的危險。美國必須賦予國家以在民主生活中的積極意義和正當性，確立“對經濟生活的民主控製”，也就是創建“肯定性的民主國家”(Affirmative Democratic State)：“民主要求國家建立和諧的產業關係，緩釋無節製的競爭的影響，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整合個人機會與社會責任。”而推動國家向著擴張責任和權力的方向的曆史運動，在美國所遭遇的阻力乃遠遠大於其他西方國家。所以，在歐洲可被恰當地理解為“中間道路”的東西，在美國有著更強的轉折和變革的意義。施萊辛格本人並不願意他所說“生命力中心”被理解為一種“中間道路”(而這是一種常見的而且是合理的理解)，而是強調這是一種致力於變革的“美國激進主義”，其中思慮大概也在於此。就此而言，副題中的“自由的政治”大可以改為“變革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