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檔案館、圖書館信息服務功能的深度融合
業務研究
作者：張建
隨著人類社會全麵步入信息化時代，數字化圖書館、數字化檔案館的建設在全球範圍內方興未艾，從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IFLA）、國際檔案理事會（ICA）等相關國際組織，到多個國家及地區的政府機構，都在積極推進數字環境下圖書、檔案管理機構的融合服務。
1數字化為圖書館、檔案館信息服務功能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強大的平台支撐
“對圖書、檔案、情報實施一體化管理”的理念在我國已經倡導多年，但在很長一個時期其總體發展並不盡如人意，全國很少有真正實現一體化管理、一體化服務的成功案例。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三：
一是我國各級、各類圖書館、檔案館隸屬於不同的行業和部門，行政管理體製的條塊分割造成了彼此之間既難以形成高質量的溝通、協調、合作關係，也缺乏主動實施信息資源融合服務的激勵驅動。而且，傳統模式下的圖書、檔案管理機構均以紙質館藏為主，不便於低成本的複製、傳播和分享，出於對館藏安全、自身利益等的考量，其主事者通常會對外部合作采取消極態度。
二是缺乏勝任檔案、圖書一體化管理、服務的複合型人才。檔案管理、圖書管理以及知識服務、信息服務都需要高素質的專業人才來承擔，由於我國的高等教育長期推行的是“專業化培養”的指導思想，檔案學、圖書館學被分設為兩個專業，其畢業生的知識體係往往專而不博，造成幾乎所有的圖書館、檔案館都嚴重缺乏既擅長圖書管理又精通檔案學科的複合型人才。受編製、經費等的限製，大多數公共圖書館、檔案館也不可能擁有較多的人力資源，同時又不易實現人才的跨行業跨單位借調借用或者共享。一專多能複合型人才的匱乏，必然影響檔案、圖書一體化管理、服務的水準，影響信息服務融合的深度與廣度。
三是缺乏圖書、檔案一體化管理、服務的標準與規範。我國檔案、圖書管理機構各自為政發展了很多年，不僅在事業經費、人力資源、館藏結構、管理理念、服務理念、服務模式等方麵差異顯著，其執行的文獻管理、文獻檢索、文獻傳播方式以及服務流程也不一致，直接導致了彼此之間的資源共享缺乏規範化、標準化的技術基礎，形成了館藏資源難以融合的壁壘。加之對這項工作缺乏宏觀管理，缺乏高規格的製度安排和頂層指導，也造成了圖書、檔案管理機構在開展合作時的無章可依、無規可循、無所適從。
上述發展瓶頸，在傳統模式下很難在短期內徹底消解。隨著信息化技術、數字化手段在我國圖書、檔案管理部門的廣泛運用，顯著提升了其信息管理、信息服務的水平和能力，使其能夠便捷地整合原本分散儲存的知識資源、信息資源，通過網絡共建、資源共享、分布式收藏、遠程存取等手段，實現信息、信息人員、信息技術、信息設備、信息標準等各種要素之間的匹配與磨合，兩者之間的信息服務合作正在實現從實體結盟向虛擬融合的跨越，以資源集成和知識、信息共享為主要特征的門戶係統不僅深刻改變著信息服務的提供和接受方式，同時也在潛移默化地促進兩者將“資源共享，融合服務”“兩個專業，同一前景”等視為共同的使命和願景。
2製約我國圖書館、檔案館信息服務數字化融合的主要原因
2.1缺乏高規格的戰略規劃。麵向社會公眾的知識服務、信息服務具有公共產品屬性，需要政府及公共組織的積極倡導和大力推進。從歐美先發國家和地區的經驗來看，政府以及圖書館、檔案館行業組織在其間扮演了重要推動者的角色，均製定有高規格的戰略規劃，甚至通過立法來加以強調，比如，英國不僅在戰略規劃中強調了圖書、檔案數字化融合的發展趨勢和發展願景，還於2000年4月成立了全英博物館、圖書館和檔案館聯合會（MLA），負責推進、協調相關工作。美國於1996年成立了美國博物館與圖書館服務學會（IMLS），借助國家的專門政策、專項資金推動彼此間的深度合作和數字化融合，並於2003年修訂了《博物館圖書館服務法》，以立法的形式明確了通過相關機構的合作來實現資源共享的目的。2004年，加拿大出台《圖書館檔案館法令》，國家圖書館、國家檔案館也正式合並。反觀我國，對這項工作一直缺乏高規格戰略規劃，缺乏跨領域跨部門的協調、指導機製，導致相關部門在數字化建設進程中各自為戰，這樣不僅容易造成資源配置的浪費和低效，也易造成元數據標準等的不一致、信息關聯程度差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