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洪濤當然知道師傅這是泛泛而談，實際上從人口的推測到其他都有太多不可預料的變量。但是回想起自己在張宅的許多事情，便很快發現了這其中問題的關鍵：“我們的大義和訓教推廣天下，讓每一個百姓不但能讀書識字還能明理，這至少需要多少紙墨？”
“當年在張宅你用過的草稿及作業紙張可還有保留？可知這七年來所用筆墨紙張的重量麼？”張海問道。
“大致算過，七年學日至少兩千，用紙一萬一千餘張，大約百斤左右的重量。這還是我們核心弟子習文隻是輔助，重點放在習武之上的結果。而且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師傅一樣，必然還要依賴於各種教材書籍，更別說課堂之外的各種文化圖書出版的需求了。”
“對大多數學生們，不可能像為師當年對你們要求那樣嚴苛的，你們身上的重任同尋常學生根本不同。即便不以武藝體能為主攻，你們這些課業換做一般的學生也可以放寬到九年。”張海說著繼續算道：“在清亡之後約二十年之時，那時候的海內主要的用紙還是手工製作，每年各地總產量合計大概是五億斤左右。理論上粗算，大致可供每年四五百萬入學學生以十年為期的用紙。兩億人口每年能夠如學的學生包括很多女生在內大概也就這個規模。可是我們的紙張產量不可能全部全部被用來當做作業和草稿用紙。從教材到各種文化出版書籍的用紙比書寫用紙還要多一些，此外還要包括成人乃至其他行業的用紙。以草稿用紙占三分之一計，那麼傳統手工業下所能做到的紙墨產量則隻夠三年人均教育的了。利用海內的人力資源，我們能夠最終達到的目標，不過是使兩億人口中的五分之一城鎮居民普及九年教育，再加上幾年管理良性的軍事訓練或技工訓練才能確保對國民性的教育化改造。至於廣大農村，我們也隻能保證一年半到兩年左右最基本的識字乃至算數教育了，即便如此意義也是同樣重大的。”
“如此說來清後的幾十年裏六億人口人均教育隻有一年？”劉洪濤試探著問道。
“還有從海外進口的許多紙張乃至一些海外學校，因此人均教育一年半有餘。其實在宋時，海內的文教資源也差不多是這個水平，隻是在方向上謬誤被很大程度上浪費了，我們所要做的不過是在史上舊有的高峰教育水準上再提高三倍，並且保證方向的正確。”張海說著這些的時候也在大致推算著歐洲是在什麼時候達到類似水準的。英國應是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前後達到一年半左右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按照整個19世紀平均每十幾年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的程度，三年水準的城鄉人均受教育年限大致就是19世紀中葉共產革命在歐洲風起雲湧，不少國家的工人地位開始大為改善的年代。教育水準的意義並不是僅僅在於文化準備，還在於不同於社會的環境下通過‘專門培養不適應社會人際關係的學生’來平衡現實社會中的墮落性競爭等惡的一麵，還大幅度的提高了民眾的權益意識，是公民時代的必要條件。
談到這裏，劉洪濤似乎有些明白為什麼這次南下攻略會麵臨種種風險，師傅也要冒險一試了。不要說一兩代人以後的天下大治之時，就是以爭戰掌控天下為主要目標的現在隊伍上也需要規模不小的文教及經濟資源。
“可如果打算沿運河南下，那要冒的風險也太大了？按那全輿地圖中所示運河長江交際的鎮江段必然是朝廷防備的重中之重。如果我們隻有幾千人的隊伍在多個地段分批於夜間武裝泅渡，雖然困難也很大，但成功的希望也是很大的。但是如果像今天這樣攜帶大量征發來的人財貨物並且想要沿運河北歸，那勢必要遭到水師的堵劫。而且因為我們掃蕩和侵犯的江南之地是朝中許多人的根本之地也是朝廷的財富文教之地，必然會引起極高的戒備。我們在長江之上能打的贏朝廷的水師甚至海船麼？”劉洪濤不無憂慮的說道。
張海思索片刻回到：“直言不諱的說：按照最懷的可能推斷，不要說海船，就是大規模的水師船隊我們在水中對抗也沒有勝算。可是長江畢竟不同於大海。按我們這些日子從河工那裏的了解：在汛期過後的秋季鎮江至應天的很多江段寬度不過兩裏半左右。兩裏對於敵人火器來說是望塵莫及隻能依靠水師，但卻在我們的炮火對付大中型船舶的有效範圍內。如果這些天新一輪的火炮能夠完工的話，我們原有的四個炮兵連都將獲得加強，總計擁有九十六門九斤彈青銅炮和及二十四門五十斤彈臼炮。即便炮彈配到每青銅炮4個基數120發炮彈，每臼炮1個基數30發炮彈，炮彈運輸和火炮運輸所需要的總運力也不過三千人左右。步船主力渡過後我們隻要以運河為通道在鎮江段附近建立封鎖江麵的堡壘，準備誘創敵主力。萬一渡江的決戰失利。我們放棄大部分所獲得的人財物，趁夜渡過長江返回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