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思經過這七年來的閱曆，其實並不看好錢莊借貸那一套。尤其是要從成長投資的需求出發不得不把利率定的很低的情況下。
世上最難的事情之一就是看人，要看清一個商戶那就更難了。貸款不合適不合理，或許就會有讓某些人喪失進步動力，或者導致虧損的可能。給大企業貸款容易成為大企業墮化劑，給那些起步的中小企業貸款則有被騙貸的巨大風險。
新朝沒有官僚主義機構“執行難”的問題，但是對社會的信息的掌控程度其實還沒有達到現代社會的水平。
身為張海身邊的人，她聽說過日後的西方銀行與金融寡頭業成為社會經濟的主導者，可即便是有了完備的調查機構和成熟的人才培養機製，金融借貸的經營仍然是有巨大不確定性的。
“國家背書的錢莊銀號，不會有什麼負麵問題吧？”楊思直言不諱的向張海問道。張海也想到了這些。
如果有投機取巧的可能性，就不願意付出艱苦的努力，更缺乏認真做事的態度。這對於缺乏宗教信仰的東方社會來說擁有巨大的慣性，不是那麼容易克服的。
“我想信譽好並且有一定魄力的商戶在整個東南之地應該並不難找，新風閣可以說是個特例，我們今後可以把原則線放在一成或一成五左右的比例，這樣可以有更好的壓力。還款的時候可以根據經營狀況適當減免，我想這樣一來單純為了獲取利益而貸款的人就應該少了。”張海對此問題也是多少有過一些思考。不過想到這裏的時候他才逐漸了解到了現代某些銀行的金融問題在於哪裏。對於單純通過金融手段徹底的改善整個工商業麵貌的信心也不像之前那樣足了。
“如今新朝的首要問題還是近後三年到八年之間左右的財政赤字啊。”張海不由的歎道。
至新朝六年，教育負擔已經成為財政的最大支出項。在全國的範圍內僅僅剛剛普及了三年義務教育，實際的開銷就達到七千萬兩上下，超過去年全國的財政。赤字規模達到四千萬兩左右，就算按照過去的發展態勢新朝六年及七年的財政有所發展和增長，也趕不上“按屆普及”在最初十年按正比甚至高於正比速度快速增加的巨大壓力。
在一般近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教育的普及通常是七到九年左右提高一個人均受教育年限，五年到六年左右基礎教育年限才增加一年。而新朝不僅僅從文化教育普及出發，就像明治時期的日本那樣：就算教師不夠，軍訓和政教來補，力求在最短時間內提高整個國民的受紀律鍛煉和國民培養水準。
按照馬輝等人根據一些實際情況的最低估算：每年兩千萬兩的教育成本隻是低年級的教育費用成本。
而到了中高年級，特別是十四五歲及之後的兩年軍訓，七年義務教育加兩年正規軍訓的平均教育成本達到平均每年兩千五百到三千萬兩的規模，最終這方麵的投入將達到兩億五千萬到三億兩的規模。僅僅教育這一項，就能把新朝整個社會恢複到頂點之後的財政潛力全部吃空，就算按購買力計算的人均財政能力達到1952年的新中國也無濟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