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郵政暢通的情況下，不同地方的發件可以用公開的郵票所標識。從新華書局到各部一級的主管單位乃至皇城等單位收到相關的信箋之後就可以迅速查明來源地。這樣就無需上告的人直接上訪.”
聽到這些話，張海似乎想起了什麼。在張海的印象裏，似乎民國早年負責新疆的守舊派人物楊增新就搞過這種“郵票反腐”
不過當張海在前世今生都有了不少閱曆之後，不會盲從某些曆史宣傳了。楊增新時代的新疆漢人有沒有超過二十萬都不好說。大部分都是疆地勢力混雜的少數民族。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官員即便是紙麵上有權也用不上。在張海的印象中：如果一個社會的官員本就沒有多大權力，那麼就算再“廉潔”也不能證明政權本身的反腐機製有多完善。這就好比就算是在王朝末年，一些沒有油水的衙門也可以做到相對清廉。而新朝的曆史使命卻決定了：新朝的官員權力相比舊時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這一套的對策也不難想的出來。
“要是地方上壟斷當地郵政事先檢查呢？要是那些負責劫訪的人直接去打郵遞員的注意呢？或者幹脆就是自己壟斷這些向京城送信的權力？”張海有些疑問的說道。
王光回道：“如果各地這種信箋的數量隻是偶爾，而且一但有這種舉報就必然或者很大機會有事情落罪，那麼所有的地方官都會對這樣的行為嚴密封殺。而如果僅僅是類似禦史言官那樣風聞奏事，每年這樣的信箋在一個縣級單位就至少上千，而且講的未必是一些重罪，大部分地方都是如此。而且未必年年月月都是清洗風暴，那就有機會掌握很大一部分地方的情況。少數地方或許會存在壟斷對京消息的可能，不過每個人的筆記都是不一樣的，這樣的事情其實也很容易查證。”
張海思索了一下：“一個縣每年上千，那麼全國每年就是多了幾百萬分奏報。每天就是上萬份奏報。你要知道我和身邊的孩子們從軍隊到單位再到地方，處理的全部政務奏報也就是這個規模.”張海說這話的時候也終於意識到了什麼。
在張海自己及身邊孩子們所處理的各種奏報中，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情。相安無事類似清朝密奏那種沒有多少實質內容的很少。不過有了幾年執政經驗的張海卻知道：這種奏報不是簡單看過就了事。還要進行多次分析總結，而且大多數奏報最終都會有像樣的回應。
而如果內容大多數不是重要事件的奏報，且字數也未必很長。如這時代尋常人所能輕易寫出的東西也不過幾百字左右。那麼最多隻需要二十個左右的孩子負責這方麵的值班每年就能處理幾百份信箋奏報，每年可以處理二三百萬份了。而且如果在此基礎上再有增加，那麼一些地方官就是想控製，也將要麵臨巨大的問題。特別是在收回縣一級單位部分實權的情況下。想到這裏，張海其實覺得還是有些不夠，不過新朝做為一個擁有強大權力的王朝所能做的也隻有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