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峰似乎是意識到自己有些失言了，這樣的事情不以奏報上報，反而是私下裏這樣說，給人以一種似乎總愛搬弄是非的感覺。而且自己的職位是大同旅長山西總監，可不是什麼禦史言官。
“我也隻是在民間有一些風聞而已，並不確定，這些也都是胡亂猜測。“江峰亡羊補牢般的說道。
張海此時也早已平靜下來，大致進行了一些猜測和估算：如果僅僅山西大同馬場每年的內部洗錢規模就有數十萬兩的話，那麼總計洗錢規模則至少在二百萬兩上下的樣子。每年各地的灰色甚至黑是利益負擔恐怕如之前一些時間一樣，每年多達千萬兩的規模。
這個負擔相比舊王朝中後期往往超過財政收入規模，多達折合上億千錢每年的腐敗利益來看是顯得渺小的。但是張海卻明白：這方麵的利益擴張速度，可比這時代的經過機增長快多了。
總攬全國政務幾年的時間，不論是張海自己還是身邊包括楊思等人的女孩兒們在內，對這類事情其實也已經見怪不怪了。張海曾經以為新朝執政全國之初這三四年時間的震懾已經能夠使政權內外的一些人知畏，但還是小看了新利益集團形成的必然趨勢。
“去大同府看看吧！”張海思索片刻下定決心後說道。在大同馬場的所見所聞已經讓張海對這邊疆馬場的養馬業有了一個大概的了解。而張海更想知道的，其實就是大同至張家口一帶的北方商貿。
在路上的時候，見到沒有多少外人，張海也就向身邊的楊思請教這幾年來在奏報中有關新朝基層腐敗問題及其處理經驗的一些感悟。“
“在建政之初，新朝各地的執政機構首腦大多是我們隊伍裏那些十七八歲年紀剛及成成婚年級的老兵。很多人家庭背景單薄或沒有背景，思想意識在選訓與部隊大環境的影響下也很單純。最初涉及的腐敗問題，也大多同當地人的拉攏還有逐步新形成的家庭家族有關。我們戰士的覺悟能夠保障，但一般百姓就是良家，在擁有了那個權力的情況下也很難保證了。最近以來，我的感覺卻是雖然明目張膽的東西減少了，但各地的腐敗更有隱蔽性，更有主動性和目的性，一些人似乎早已忘記了新軍的宗旨。。。”楊思大致的說道。
這些話沒有什麼新意，張海逐步思考的也不是這些問題。張海自己的感悟則是從起事到建政這些年以來，自己太過依賴於自己所獨有的威望、神性及由此帶來的凝聚力了。自古以來權力講究製衡之術。即便是當年的朱元璋，也不得不扶植文官集團來製衡武人與貴族的權力。形成勳貴集團與文人官紳集團的平衡。這種平衡基本上在靖難與土木堡兩次事件之後才逐步打破。此後的帝王不得不依賴於宦官集團來製衡文官的權力。
在張海看來：利用文官集團的黨爭也好，還是利用形形色色各種各樣其他利益集團進行競爭也好，最多僅僅其到維持君主地位穩定的作用，在減輕社會負擔和維持政權高效運轉方麵並沒有多大獨特的益處。因為這些利益集團對於社會和國家來說都是食肉動物。隻有跨階層、跨階級的製衡監督才能其到決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