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中國式智慧的源頭
釋典
《周易》為古代占筮用書，簡稱《易》。關於它的作者和寫作年代，眾說紛紜。舊說伏羲作八卦，“文王拘而演《周易》”。東漢馬融及唐孔穎達則指出，爻辭說的多是文王以後之事，認為文王演卦辭，周公演爻辭，對前說作了修正。但今人據《周易》所反映的史實、所表現的思想以及語言特點、與其他書的關係等分析，多認為是西周末年卜筮之官根據舊筮辭編撰而成。
作為占筮之書，《周易》在形式結構上比較特殊。全書分《經》、《傳》兩部分。《經》以八卦兩兩相覆，得六十四卦。卦有六爻，爻分陰（——）、陽（—）。《經》文以“九”表示陽爻，以“六”表示陰爻。六爻的順序是從下往上數，依次是“初六、九二、九三、九四、六五、上六”。每卦包括卦畫、標題、卦辭、爻辭四部分。卦辭較簡單，一般作說明題義之用。爻辭是各卦內容的主要部分。每卦六爻，各爻一般依據內容的時間先後或邏輯層次安排。卦爻辭中又分筮辭與非筮辭兩類。筮辭是占筮的內容和占筮結果的記錄；非筮辭是作者的理論說明。非筮辭在全書中分量較少，但在表現作者的思想、主張方麵則很重要。
《易經》是中國哲學、也可以說是東方哲學最古老的一部經典。長期以來，它被尊為六經之首、三玄之冠，甚至被認為囊括天、地、人的一切知識，是古代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總彙。就其哲學的本意說，主要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要探尋人和社會存在的合理性根據；二是要探尋人和社會合理存在的可能性根據。”就其理論思維的意義說，上述兩層意思又可以歸結為一點：即天人之間的內在同一性問題。
《周易》中體現在乾坤八封、陰陽五行中的樸素辯證法思想，為中國傳統思想發展提供了活躍的機製和動力。它的象數思維使中國人形成了重感性形象而輕抽象本質的重實踐、重主體的思維特征；陰陽變易法則又為中國人重循環變易，而輕創新求異的變易性特征找到了源頭；保合太和境界則體現了中國人求和諧重整體的大一統思想；而它作為占筮之書的主要職能更是為中國人憂患意識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總之，《周易》給中華傳統文化帶來的影響是重大的、深層次的，正是它決定了中華傳統文化初始的麵貌、特性和走向，反映了當時中華民族特有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審美意識及風俗習慣。
《周易》新注本有高亨的《周易古經今注》、李鏡池的《周易通義》、聞一多的《周易義證類纂》等。
《周易》與企業管理
歐洲心理學家榮格說：“如果人類世界有智慧可言，那麼中國的《易經》應該是惟一的智慧寶典。我們在科學方麵所得到的定律，十有八九都是短命的，隻有《易經》沿用數千年，迄今仍有價值。”《易經》是中國哲學的源頭，它的原理貫穿天、地、人三才之道，凝聚了中國文化在漫長的文明發展過程中對自然和人生規律探索的經驗成果。易道的核心就是一種把對世界的認知和自身的價值，在實踐操作的基礎上密切結合的管理模式，它包含著許多具體的經營策略，涉及到現代管理者們關注的諸多問題。
重視實踐的思維方式：
心理學家榮格把《易經》同西方傳統思維進行了比較後，發現它不同於西方的因果思維，它不是線性的，而是“集合”的，不是曆時性的，而是“共時性”的。也就是說“《易經》屬於經驗綜合型思維，不是邏輯演繹型思維，是在觀察實際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不是在某種假設推導中形成的。”正如北京中醫藥大學張其成教授說的那樣，它是“從現象出發去探討事物規律”。
《周易》總是先由卦象中得到具體物象，再從這些物象中引申出高卑，下濟、光明、盈虧、好惡等功能意義。中國哲學的實踐經驗主義正是源於此，它較少探求抽象本質，而傾向於實際的可感、可知的思維方式。
企業的經營管理活動是一項以行動為主體的活動，任何決策的發出必須以實踐的思維為基礎，任何決策的執行必須以務實的態度去完成，重實踐的務實思維模式是企業領導者們必需的素質。
領導者的憂患意識：
作為一本占筮之書，它的主要職能就是防患於未然。《周易·係辭下傳》雲：“《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可見，《易》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人們防患於未然，化險為夷，趨吉避凶。憂患意識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個永久的命題即源於此。之後，有關這個命題的論述綿綿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