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業文明時代，最優秀的人才是具備體力和生產經驗的人；在工業文明時代，則強調技術、規範和發明；在信息社會裏，最優秀的標準不僅要具備上述優勢，還要有更強的思維能力和創新能力，以處理日趨複雜的種種不確定性問題。
一個企業家如果不能適應時代精神的發展，必將被曆史所淘汰。當代中國企業家的精神資源所具備的優勢在於，我們是一個有著悠久的人文精神傳統的國家。隨著社會的不斷豐裕，企業家的道德意識、人文意識將會自覺的提高。但是，我們畢竟生活在現代社會，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時代，企業家僅有這些人文資源還是不夠的。其中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還有諸多弊端妨礙了我們企業家的心理結構向現代化的轉換。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意識普遍淡薄，知識結構落後，無力實現企業的創新目標，而這恰恰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
2008年在美國爆發的“金融風暴”對我國企業的衝擊極為嚴重，進一步凸顯了我們企業家思維的局限性。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反思傳統文化對企業家意識的種種束縛，然後探討中國企業家應如何建立適應時代的新思維。
第一節傳統文化的弊端：科學知識與創新精神的匱乏
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中所揭示的人的精神特征始終是一個辯證的、發展的過程。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企業家需要的是欲望意識、市場意識、個體意識以及改革意識等，那麼，今天他們更需要的是積累現代知識意識和自主創新意識。
但是，傳統文化觀念的諸多弊端妨礙我們企業家思維的轉換。我們所說的傳統文化觀念主要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思維模式、習俗和慣例等業已積澱成形的觀念體係。與西方國家相比，東方國家創新精神則顯得遠遠不足。即使日本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但近30年來其創新力無法和歐美相提並論，這也是最近幾十年日本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的根源。事實上，1996年發生的“東亞金融危機”，“根本原因還是東亞社會創新意識和創新新力不足造成的”。簡單地說，當大量的資金湧入東亞之後，東亞各國絕大部分企業的盈利能力主要集中在傳統行業，而激烈的競爭導致企業的邊際收益率下降，大量過剩的資金不得不進入房地產市場、資本市場尋找回報率。最終因銀行呆賬、壞賬多，出口不振，引發了金融危機。相比之下，與此同時的美國經濟卻高速增長，雖然也有大量國際資本流入，但沒有出現類似的現象。一個重要原因是，“矽穀”中的企業家們的創新精神誕生了“知識經濟”，導致企業收益率高，資金使用率高，避免了金融泡沫的出現。
與東亞、日本相類似的是，兩千多年儒家傳統的文化意識已經深深地根植於我們的企業家的意識或潛意識之中，成為其主體或自我的一部分。其缺陷主要是：慣於經驗主義的思維而不重視抽象思維；注重人際與道德知識的積累而忽視對自然界的探索；注重群體意識而忽視個體獨立意識……凡此種種，都是妨礙我們現代化的意識和心理的成長。下麵我們通過與西方文化比較對此進行分析。
一、西方傳統理性精神回顧
馬克斯·韋伯認為，理性精神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近代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的根源之一。因而它也始終成為整個西方企業家精神的組成部分。國內著名哲學家李澤厚認為，中國是一個實踐理性的民族。或者說，經驗主義、直覺主義是我們思維的傳統。因此，理性意識不足是當代中國企業家存在的普遍的精神特征。
所謂的理性就是對一切事物進行“合理化”的科學規定。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主要考察了16世紀宗教改革以後的新教的宗教倫理與現代資本主義的親和關係。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範疇，而且還是一個社會學和文化學的範疇。因而他把“資本主義”當作一種整體性的文明來理解。
理性精神起始於希臘文明傳統。在遠古時期，人們看到的世界隻是紛雜變換的現象世界：樹木、野獸、岩石、蒸汽、天空……所謂的理性主義就是尋求其表象背後的共同特征或本質。當希臘哲學家泰勒士宣布“水是萬物的始基”，即把水看成是構成一切事物變化的本源時，意味著理性主義思維開始走進了人類精神世界。這個結論是泰勒士千百次觀察分析個別的具體事物，並對感覺經驗進行了一係列抽象概括的結果，這一判斷試圖揭示事物的普遍性。以求對世界整體性的把握。在南意大利的畢達哥拉斯學派，進一步認為“數”是萬物的本源。數學在古希臘以及近代歐洲都被認為是表現人類理性功能的最典型的科學。畢達哥拉斯學派在比較深入地研究數學的基礎上還廣泛地研究了天文學、聲學和醫學，並力圖用這些科學成果來解釋世界，因此西方哲學史上把畢達哥拉斯學派稱為古希臘第一個理性主義學派，而“理”一詞在它的原初意義上就是一種科學精神，理性主義就是主張用合理的邏輯思維來理解自然的觀念。自此，希臘人開始拋棄了遠古關於天地生成的非理性的神話或傳說的原始思維特征，相信人類的理性可以洞見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因而人類思維開始走向了超越經驗有限性的理性之路。事實上，我們今天所發明的飛機、火箭等都不是一般經驗的產物，而是來自於人類理性精神的創造。
後來希臘的理性主義走向更加高度抽象的思維層次，主旨是進一步追求知識的確定性，從而奠定了理性在認識論上的絕對地位。希臘中晚期的哲學家柏拉圖是整個西方理性主義的奠基人。柏拉圖提出了著名的“理念論”學說，“因為思想是有普遍性的，普遍的東西（即共相）隻能為思想所產生，或為思想所把握，它隻有通過思維的活動才能得到存在。柏拉圖把這種有普遍性內容規定為理念。”亞裏士多德哲學是古希臘理性主義發展的頂峰，因為這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在古希臘哲學史上建構了一個宏偉的理性哲學體係，處處關心確定的概念，把世界上不同事物的個別方麵的共性特征，以一種邏輯的方式，高度概括成一係列理性原理。
到了中世紀基督教時代，理性主義被閹割了，宗教信仰高於理性之上。不論多麼荒謬的東西，隻要是上帝的旨意，人必須信仰和服從。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十四五世紀開始在封建社會內部生長和發展起來。反映在意識形態上，理性精神開始向宗教信仰宣戰。現代天文學創始人哥白尼（NicolausCopernicus，1473—1543）的“太陽中心說”在自然科學中引起的革命，是理性對信仰的反擊，因為宗教所倡導的“地球中心說”僅僅是一種教義，顯然沒有經過科學論證。而後的意大利物理學家、天文學家和哲學家伽利略（GalileoGalilei，1564—1642）進一步把觀察、實驗、假設、歸納、演繹等綜合為係統的實驗科學方法，進一步推進了理性精神的發展。到了18世紀，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者，鼓勵人們對宗教經典和神學教條大膽懷疑，反對一切教會權威，讓理性重新占居人類的頭腦，由此，“理性”成為18世紀的彙聚點和中心點，在這個世紀中，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麵前為自己存在辯護，最終使信仰主義受到了最後的致命一擊。理性從而開始獲得了具有普遍的世界曆史意義的地位。
近代社會的大解放，使歐洲理性主義的傳統獲得前所未有的彰顯。它貫穿於整個歐洲的科學、技術、政治、經濟、法律、藝術、宗教等領域之中。西方理性主義的曆史成就舉不勝舉，韋伯首先提到的是現代自然科學：它賦予理論知識以數學形式，並用嚴格的實驗對理論知識加以檢驗。韋伯還提到了文學作品以及以劇院、博物館和雜誌為代表的藝術組織：作品主要表現為奏鳴曲、交響樂、歌劇，樂器則主要包括管風琴、鋼琴和小提琴。線條透視與空中透視在繪畫當中的應用以及雄偉建築的結構原理；韋伯羅列的還有：科學的法律學說，理性化的官僚體係等。
在經濟世界裏，西方近代工業技術的發明、推廣和應用都是來自科學研究並通過企業家的創新活動而完成的。近代以來，科學精神和企業家創新精神促成了眾多的產業的誕生，從火車、飛機、燈泡到今天的航天機、電腦……
二、“天人合一”思維妨礙了人對具體事物理性化的思考
現代化是完全建立在科學精確計量和理性分析基礎之上的產物。與此相比，傳統的中國文化的基本特征過分注重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的價值取向，也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維的特點是重感覺，輕分析；重統一，輕矛盾。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中國人習慣於模糊思維和感覺主義。凡事都缺少理性和嚴謹的科學思維習慣。所以，我們看到在20世紀的八九十年代的企業家中，牟其中對自己的企業的計劃，出口成章，動輒要投資幾百個億，建幾十個項目，都是一些完全沒有經過論證的信口開河之詞。今天，中國的企業家大多數還是跟著感覺走，幾乎看不到精確的經濟理性思維的影子。
“天人合一”傳統思維也導致了在我們的文化中忽視技術和實業傾向。孔子說：“君子不器”，告訴人們凡是具體事務都是不值得去做的，那僅僅屬於百工之人的下賤之事。這個問題在宋明時期更為嚴重，程朱理學重在教人思考天道而不重視實幹，知識分子沉溺於空疏義理思辨的玄學之中，以至於邊塞告急，朝中竟沒有人可以領兵打仗。在今天，人們依舊崇尚的首先是官員級別、學位級別等，而實業家、科技人員往往不被重視。
三、儒家的道德意識約束了個人主體性的發展
在傳統中國，最高的學問是倫理知識，孔子的《論語》成為文化的“聖經”，儒學被稱為“仁學”。儒家的倫理意識重視與人與人之間和諧的社會安定，主要是通過一套“禮法”規定人們的生活方式而把群體觀念發展到了極致。因而，它是不太提倡個人主體價值存在的意義，並對個體意識產生強烈的排斥感。這種求同排異的後果，無疑會扼殺個體的活力。它把個人的意誌和行為緊緊束縛在父權和君權、天理的秩序之內。人們越是要成為儒家文化稱道的人，就越要泯滅個性，否定自我。因而，沿著儒家的道路不可能出現近代人文主義的價值觀，諸如個人尊嚴，個性解放，自由意誌和獨立人格等。
儒家文化使個體的任何行為都要服從群體的規範、心理和習慣，而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果誰要標新立異或敢於創新，就越可能遭到群體的孤立和攻擊，從而導致個體對群體的畏懼和依賴心理。這種依賴心理嚴重地阻礙了人的創新精神的發揚。當原本活生生的“人”，成為一種群體性的符號、一種工具時，人的個性活力必然被壓抑和泯滅。但從科學技術和社會發展的曆史來看，任何創新都是以個體為突破的，都必然帶有創造者主體的個性特征，從牛頓到愛因斯坦，從福特到蓋茨，無一例外都是如此。今天，我們正在經曆一個從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化時期，而創新則是現代技術文明的核心。因此，我們要改變片麵強調群體而貶抑個體的傳統觀念。從一定意義上說，創新是人的自由意誌和個性的體現。而隻有追求個性和自由的人，才可能具有很強的創新意識和獨創能力。創新在本質上就是追求新意和差別，如果因循守舊、求同去異、千人一麵，則無“新”可言。所以我們應該注重塑造具有個性的創新人格，它是一個人進行創新、發明的心理基礎，是創造者所必備的、良好的、持久的個性品質。
四、“官文化”深刻影響了人們的價值觀念
中國是一個悠久的大帝國，官僚係統是這個大帝國的命脈所在。所以，在社會等級排序中，有“士、農、工、商”的說法。其中“士”即為官，所以形成了“官文化”為主流價值的文化傳統。官位代表個人在社會中的最高成就，而個人依附在官位級別上沒有獨立的生命價值。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官僚和無數蒼生，都在皇權高壓下匍匐，甚至以高呼“吾皇萬歲”為終身榮耀。馬克思曾經把這種中國特色的社會現象，蔑視地稱之為“普遍的奴隸製”。“官文化”不是崇高創新，不是倡導一代勝過一代，而是推崇守舊，“天可變，地可變，祖宗之法不可變”。使幾千年期間，政治體製、思想觀念、科學文化，一直難以進步，終於在近代社會不可避免地落後於國際社會。
今天，西方世界級商業領袖的幸福感更多是來源於企業的經營成就，而我們不少的企業家們依舊擺脫不了封建帝王思想的意識和觀念，不少企業家的骨子裏存有很深的帝王情結，主體意識中有太多的權力欲和支配欲。企業作為一個生產組織的價值定位往往被扭曲為權力角鬥的政治場所。總是力圖讓下屬成為“自己的人”。於是，在堪稱中國優秀企業的許多企業裏，竟然出現一些著名的企業家的身後沒有副手的現象。他們的幸福感更多是建立在社會名利和行政地位上，或者是建立在下屬對他的崇拜感上。
五、小農意識妨礙了知識積累與創新精神的產生
小農意識來自於農業生產特點，核心是重視短期利益，急功近利心態至上，集中地表現為一種權宜思維而很少做長遠的理性規劃。小農意識塑造的企業家個個都具有“權威謀略”政治家的風度，他們或是以廣告戰愚弄公眾從而欺騙消費者而謀取利益，而不是真正尊重客戶的價值；或者是隻關注下屬員工的現在，而不關心他們的未來；或者是隻注重當前既得利益，而不重視企業的長久發展……
這些都是我們的企業缺少創新的文化根源之一。今天，全社會都在積極呼籲的要出成果，但是卻沒有人甘於真正坐“冷板凳”，紮實地進行科學研究；企業已意識到技術創新的重要性，但是卻沒有太多的企業願意出巨資進行技術創新。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聯想集團的“倪柳之爭”就是一個顯著的事例。一方要走開發未來世界級的技術道路；而另一方要追求當前的市場利益。結果，幾乎所有員工都站在追求市場利益的一方。
六、“家”文化嚴重製約了企業的創新
日裔美國學者弗郎西斯·福山在1995年出版了《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一書，贏得了人們對信任研究前所未有的矚目。福山把“信任”看做現代社會生活中最重要的文明規則之一，並以此為準繩對不同國家的社會經濟運行模式進行了分析。
他把中國（以香港、台灣為例）、法國、意大利和韓國等四個低信任度的社會稱為“家庭主義”模式。在這四個社會中，經濟結構的基本單位都是家庭，因而它們要建立超越家庭以外大型企業，都不得不借助國家、政府的力量。在“低度信任社會”裏，企業的創始人一般不會放心大膽地使用職業經理人而將自己的子女放在一邊。其中，福山深刻地分析了華人社會的致命缺陷。他認為，在中國文化中，對外人的不信任通常阻礙了公司向製度化和社會化的方向發展。幾千年來，儒家文明雖然一直在探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中國社會至今依然是一個“低度信任社會”，其結果往往是，表麵上家庭成為社會紐帶的核心，實際上信任從來也沒有超出過家庭之外。華人企業的家族業主寧可眼睜睜看著它四分五裂成幾個新的公司或全麵解體，也不會讓專業經理接管公司的經營。這就是為什麼今天中國隻能產生“國家壟斷”的大型企業，而沒有出現像洛克菲勒、福特、摩根這樣延續百年至今依然充滿活力的超大型家族企業。
直到今天，在人們的頭腦中還沒有發育出充分的社會契約觀念。在中國乃至整個東南亞華人經濟圈中，困擾私營企業的首要問題，依然是如何從“家族企業”轉型為“現代企業”的問題。這種轉型並非僅僅依賴製度變革就可以實現的，它背後還有深層的文化習俗及其慣性的影響。從經濟學的意義上來說，由於信任隻是局限於家庭之中，使得人們在社會交往中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來與陌生人之間達成某種形式的“信任”，因而對經濟的良性運行造成了低效率、高成本的代價。
什麼文化基因使華人社會成為如此低信任的社會？為了加深對這一文化痼疾的理解，我們摘錄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維係私人道德”的部分觀點，進而加深對“家”文化的社會學解釋。
從己向外推以構成的社會範圍是一根根私人聯係，每根繩子被一種道德要素維持著。社會範圍是從“己”推出去的，而推的過程裏有著各種路線，最基本的是親屬：親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
中國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關係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我見過不少痛罵貪汙的朋友，遇到他的父親貪汙時，不但不罵，而且代他隱諱。更甚的，他還可以向父親要貪汙得來的錢，同時罵別人貪汙。等到自己貪汙時，還可以用“能幹”兩字來自解。這在差序社會裏可以不覺得是矛盾；因為在這種社會中，一切普遍的標準並不發生作用，一定要問清了對象是誰，和自己是什麼關係之後，才決定拿出什麼標準來。
這樣的“家”文化必然嚴重地妨礙企業的創新活動。首先，家族企業的所有者與職業經理人不是平等的契約關係，還是舊式的“主仆關係”，因而職業經理人不可能完全發揮自我的主體能力，按照企業的長遠發展規律展開經營活動。企業成員以親友為主，重要管理職務常由家庭成員擔任，導致企業人員的整體素質未能達到最優。同時企業內部容易產生因這類派係關係形成的“內鬥”，從而加大管理損耗。最大的損失是，它扼殺了在重要管理崗位上的人才競爭的活力，使社會上一些同家族沒有關係的優秀人才無法進入企業核心層，也使內部的優秀人才看不到發展的希望而紛紛跳槽。其次，家族企業有著較為明顯的排外心理傾向，企業中非親友員工的錄用與升遷，通常與其同家族的親疏程度有一定的關係。企業給親友的薪酬不僅要體現對其勞動貢獻的補償，更要體現溫暖的親情倫理關懷，結果家族製企業的內部管理製度往往不健全或徒有虛名，任人唯親使現有的規章製度無法形成有效約束，管理工作難以實現規範化、製度化。這一係列因素導致企業的經營不能實現最低成本的運營或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
相對於傳統管理而言，現代企業管理的突出特點是知識管理，管理過程已從對人和物的駕馭，轉向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開發。企業要在內部提供知識共享途徑，促進企業員工創新活動的展開。由於企業知識與社會知識的共源性，知識管理效果會受到社會環境的製約。顯而易見，如果家族製企業將主要管理權限和利益分配限定在親友的窄小範圍之內，而人為地將企業內部人員劃分成兩個圈子，就會極大地限製企業的創新能力。由於不同利益關係的員工之間難以實現共同目標、行為的協調，企業必然缺乏知識共享的途徑，知識積累和運用的速度將會大大地降低。
總之，在今天日益開放的現代社會裏，社會人才、信息、知識如果不能被家族製企業廣泛吸收，要想在企業內部完成長期的知識積累和技術積累幾乎是不可能的。相應的，企業創新也就無從談起。縱觀海內外華人家族企業，以通過技術創新而聞名的企業少之又少。
第二節“金融風暴”的啟示：知識與創新
上述種種弊端無疑都是妨礙我國企業家進步的文化根源。2008年在美國爆發的“金融風暴”對我國企業的衝擊極為嚴重。同時也進一步凸顯了我國企業家思維的局限性：知識積累不足，創新思維缺失。我們要通過這次危機，反思自我，加快思維的更新和變革。
此次“金融風暴”來臨之際，正好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企業原始積累的結束期大致相吻合。即使沒有金融危機，我們中國的企業家都普遍感到生意難做。緣何如此？我們首先要回顧30年中國企業發展的曆程，從而搞清楚中國企業家賺錢的運作模式是什麼？企業家的思維特點是什麼？30年來，中國的企業家很了不起，許多人從小幹起，不怕風險，成為今天社會矚目的企業家，這一精神還應繼續光大。從賺錢的模式上看，我們的企業家主要是利用早期的市場空白，利用廉價勞動力和較低彙率等外部條件，通過不斷擴張企業的規模實現自我發展，這也導致企業長期以來形成了依靠出口和國內市場低價競爭的賺錢方式。從意識和精神層麵說，中國企業家賺錢主要是冒險性思維、模仿性思維和擴張性思維。模仿性思維主要是模仿外來的經營管理製度、技術和產品；擴張性思維則表現出一哄而上、缺少特色、無限地追求規模擴張的行為。上述原因使大部分企業無法實現足夠的積累用於創新活動，這也是我國的產業目前處於世界經濟產業鏈條的底部的根本原因。當然，這是市場經濟發展初期的必經之路。
從長期來看，企業發展的關鍵在於創新。對於一個企業而言，當缺少技術創新能力時，自身的發展隻能依賴在傳統行業的規模擴張，其結果不言而喻，最後引發企業收益日漸萎縮。從廣義上說，創新實際上是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係。它包括五方麵：（1）引進新產品；（2）引用新工藝即新的生產方法；（3）開辟新市場；（4）獲得一種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應來源；（5）實行一種新的企業組織形式。這幾個“新”才是企業實現利潤長期增長的可靠途徑。
盡管我們的社會早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但由於種種原因而遲遲未能解決。“金融風暴”的到來，再次警示我們的企業家必須改變固有的思維。
一、企業為什麼要走“知識型”道路
人類發展的曆史是一部從簡單到複雜的過程，因而知識也是一個發展的概念。在自然經濟社會，從刀耕火種到鐵犁牛耕，幾乎經曆了兩千年的漫長曆史。人們僅僅需要經驗積累和充足的體力就可以了，因而知識隻是等同於經驗。由於技術進步緩慢，知識發展更多的局限於心術、智謀等方麵。《三國演義》中所體現的智慧就是典型的代表了那個時代的思維特點。同樣的，早期西方企業家也多是依賴掠奪、狡詐獲取財富的。但是在今天，依賴這種方式獲取財富的機會正在減少，在這次“金融風暴”中，那些一時風光，欺騙公眾的企業家，因自身的貪婪和愚蠢而紛紛倒下。在“次貸危機”爆發前，雷曼兄弟持有大量的次級債金融產品（包括MBS和CDO）以及其他較低等級的住房抵押貸款金融產品。其“問題資產”，即有可能減值的資產為71億美元，大大超過了它的緩衝資本32億美元，兩者的比率高達2∶1.結果，當房屋滯售，價格跌落，信貸緊縮時，這個有著158年悠久曆史的投資銀行，最後不得不宣布破產。再如，前納斯達克主席馬多夫日前涉嫌設下“金字塔式”投資騙局而被捕，其涉及款項高達500億美元，可能是曆史上最大驚天詐騙案之一。事實證明，這些持有原始的陰謀思維、掠奪思維的企業家注定是不可能長久的。
我們所說的現代知識主要是建立在技術基礎上的專業知識。今天，知識和財富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以比爾·蓋茨為代表的企業家，通過知識與創新精神獲得巨大的財富，因而成為我們這個新時代的企業家的精神旗幟。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現代經濟生活日趨複雜，這需要我們有足夠的專業知識來理解事物的特征。例如，幾百年前的企業不需要太多的經濟學知識就可以經營企業了。但是今天我們所處的環境越來越複雜，沒有足夠的專業知識，而僅僅靠冒險和模仿是不能夠應對複雜的金融危機的。我們從南方發達省份得到一份內部金融報告：
“案例”
我省多數中小企業家素質不適應本輪宏觀調控的要求。本輪宏觀調控的突出特點是主要運用彙率、利率、稅率等經濟手段調控經濟運行，這對企業家的彙率風險管理能力、財務管理能力、市場意識等方麵素質均提出較高要求，中小企業家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那種“冒險家”素質，在應對本輪宏觀調控時難以奏效。我分行調查發現，不少企業因缺乏彙率風險管理能力，不敢接國外的大單、長單，直接影響了企業的正常生產經營。在我分行入戶調查的58戶中小企業中，56戶中小企業均被動承受彙率風險，隻有2戶中型服裝企業成功管理了彙率風險，並從彙率升值中受益。
這就涉及一係列彙率知識問題：本幣結算還是外幣結算？推遲還是提前結算？是否用利用金融工具來回避外彙風險———人民幣遠期外彙交易、遠期外彙買賣、外彙期權等。事實上，當代許多偉大的企業家，比如李嘉誠先生，隻有初中文化程度，但他堅持學習英語，每天都看英文報紙，了解國際信息。我們國內的企業家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我們正在步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在企業經營資源中占據越來越大的比重。如果說傳統企業生產的產品是大量物質資源與少量的知識的聚合，那麼知識經濟中企業越來越多地生產蘊含大量的知識而隻需少量物質資源的產品，換言之，產品中或服務中知識的含量大大增加。在我國市場經濟初始階段，小商小販也可以發家致富。那是因為進入市場從商的人太少。今天小商小販是很難發家致富的，因為這是一個知識含量低、人人都可以做的工作，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結果必然是收益甚微。經濟學做出的證明是，市場充分競爭的結果是企業的利潤趨向於零。而一個企業如果擁有一種自主知識產權的高科技產品，在市場上就擁有了價格決定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