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紙上的社會印記
調查研究
作者：王琍琍 徐霞
【摘要】新聞史作為一門研究新聞事業發生、發展及其演變規律的科學，是新聞學研究的基本組成部分。從本源上看，新聞史兼具史學基本特征，適用於史學研究方法。本文以對兩份重要報刊的研究為例，結合史學研究視角來分析新聞史研究的發展變化。
【關鍵詞】新聞史《大公報》範式《申報》跨學科
一、新聞史研究曆程
作為信息與輿論的傳播媒介，新聞事業都從屬於一定的社會階級，受製於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因此，對於中國曆史的各項研究，最終都繞不開對於新聞史的研究。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新聞史也隸屬於中國文化史的範疇，是社會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聞史的研究，正式開始於1927年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其中共經曆了三個階段①，1949年前屬於新聞史研究的奠基階段，主要集中在通史、報刊史以及新聞人物傳記上；建國以後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是新聞史研究全麵展開階段，這一時期的研究，顯示出海峽兩岸共同進步的特點；1978年以來則是新聞史研究的繁盛階段，特別是重要刊物的個案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但縱觀八十多年的研究曆程，新聞史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將曆史的報刊與報刊的曆史等同起來，新聞史變成了報刊史。就像學者李彬在談到中華民族新聞史的研究現狀時所說的：新聞史研究缺乏敘事，少情寡趣。一部新聞史差不多等於一份報刊出版流水帳，裏麵難以見到鮮活的人物、鮮活的故事、鮮活的作品，滿目多是枯澀的、幹巴巴的、死氣沉沉的“貨物清單”。②在其後的研究中，雖然有廣播、電視、網絡等新內容加入，但新聞史研究的範式依舊如故，顯現出嚴重的陳舊保守氣息。除去新聞史本身編寫的缺陷，在研究過程中，重視史料本身的研究，而輕視思想發展探析的傾向頗為嚴重。
新聞史作為一個基礎學科，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與此同時，“古為今用”的思想卻極難踐行。對待新聞史研究，不是陷在史料的泥沼裏，灰頭土臉；就是束之高閣，敬而遠之。就像新聞史學家方漢奇所指出的那樣，新聞史的研究因為總是在固有的條條框框中打轉而缺少了作為史的特點以及新聞這個學科的特點。
二、《大公報》與史學研究範式
在新聞史的漫長過程中，總有一些報紙和一些名記者繞不開跳不過。被密蘇裏新聞學院評為“刊行悠久，代表中國報紙”的《大公報》就是其中之一。在關於《大公報》的研究中，“範式”兩個字似乎是其撇不開的核心。
如庫恩所言，每一個學科的發展階段都有其特殊的內在結構，而體現這一結構的模式就成為“範式”（Paradigm）③。他在《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係統闡述道，範式指的是一個共同體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技術等等的集合。指常規科學所賴以運作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規範，是從事某一科學的研究者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簡單來講，就是立足研究所采用的理論前提。
80年代之前，《新華日報》將《大公報》定性為“小罵大幫忙”，之後在改版為《進步日報》時，發表宣言坦言前身“是一張反動的報紙”，是一張為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服務的報紙，導致否定《大公報》成為輿論的主旋律。這種以是否具有先進的鬥爭性的評價基點，被稱為革命化範式的邏輯。就是將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歸結為兩大基本矛盾的演化，即封建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帝國主義列強和中華民族的矛盾，由此構成革命化範式“不言自明的信念”或“共同前提和出發點”。這是新聞史研究長期以來的固有思想，以政治的眼光和史學的方式研究新聞史的發展路程。造成的局限在於，僅以黨報和革命報刊為主，忽視了新聞事業發展的全貌，對新聞事件和任務的評價以階級分析、革命判斷為標準。可以說，在這種範式之下，我們確實走出了史學本身，卻又陷在了政治的漩渦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