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無罪的奢侈
新中國成立後很長時間裏，艱苦奮鬥成為對付福利匱乏的精神勝利法。人民被要求“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消費”這個語詞極少被使用，以至具有了不正當的潛在含義。“奢侈”則是嚴重的貶義詞。高級幹部的消費供給嚴格按照級別分配，形成了獨特的“內部”消費製度。
“內部”消費包括內部醫療、內部賓館、內部餐廳、內部參考電影、內部舞會、內部文藝晚會、內部出版物，還有供應特供商品的內部供應係統。這些內部消費的存在是國家機密，詳情局限在內部範圍，普通人隻有耳聞，不見其詳，更不能實地考察。
“幹貝、燕窩、魚翅、廣肚”等高級副食也被列入了特供商品名單，但這些消費隻能局限在內部的內部，即自己的地盤，而且隻能做不能說。無論黨、政、軍，無論級別再高，沒有人會公開宣稱自己嗜好燕鮑翅肚。可以不保密的內部消費品不多，其中之一就是茅台酒。
1974年，我17歲，在福州軍區文工團當文藝兵。有一次演出結束，領導招待會餐。團領導、演員紛紛忙著和首長相互敬酒，氣氛很是熱鬧。我還是小年輕，頭一次出席這種大場麵，見這麼多大首長，更多的是好奇旁觀。突然一個大嗓門喊了一句湖北話：“老子就是要喝茅台酒。”原來有人給首長敬酒，首長非茅台不喝。這位要喝茅台酒的首長，是赫赫有名的開國上將陳再道，當時是軍區副司令員。（《茅台酒口述曆史資料·徐沛東》）
這是2006年中國音樂家協會常務副主席徐沛東講的一個故事。陳再道是新中國第一代上將。1974年是他“文革”被打倒之後複出不久，能夠大聲發表意見的場合其實不多，但要喝茅台酒可以大聲宣布，不擔心因此被抓辮子。
毛澤東本人從不在生活細節上臧否幹部，但也不製止組織和情報部門搜集幹部在生活方麵的瑕疵。在各次運動中，有很多高級幹部被“生活腐化墮落”這根棍子打得很狼狽，其中細節除了男女關係這條主線，也包括人參、鹿茸、貂皮之類“修正主義”性質的消費。就我視野所及的資料看，雖然在對中級幹部的批判中，吃饅頭撕皮這樣的事情都可入罪，但有兩樣更靡費的消費一般不會成為罪狀。一是抽中華煙，二是喝茅台酒。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幾乎所有時期，中華煙和茅台酒都具備道德的正當性。即使有人因此獲罪，定的罪一般是“僭越”的政治罪，而不是“腐化墮落”的道德罪。
抽中華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特征之一，自然具有天然的正當性。喝茅台酒的正當性則來自周恩來。1949年~1976年間，周是除毛之外一直擁有公開權力的唯一一個黨的領袖。在新中國的管理組織建設過程中，他是作為程序與藝術的組織文化的架構者。周一生顧大節也謹細行，80年代的學校課本曾經有一篇文章叫《總理的襯衫》，記述了他一件襯衫縫補無數處的故事。但在中共領袖中，周的生活趣味和儀態風度是其他人比不上的。在幹部集團內部，他是紅色時尚的領操員。
茅台酒廠的標誌性建築是一座周恩來的塑像，塑像底座鐫有四個大字：國酒之父。從新中國成立開始，周恩來就是茅台酒的忠誠愛好者。
總理晚上辦公，一般晚上都不吃東西，抽屜裏有一個鐵盒子，有一盒花生米，他就吃一點花生米，喝一杯茅台酒。有時候工作的時候疲勞了，有點傷風感冒也喝一杯，長期是這樣。總理家從來沒有斷過茅台酒。（《茅台酒口述曆史資料·成元功》）
80年代的輕工業部部長楊波第一次接觸茅台酒是1956年。當時他還沒有到輕工部。“1956年11月，我作為政府代表團正式成員跟著周恩來出訪東南亞、南亞7國。當時我在國家統計局當研究司司長，在代表團負責給總理提供經濟指標數字。11月18日從北京出發時穿著大衣，到了南寧穿著夾衣，到了出訪第一站越南河內，就要穿短袖了。周恩來忙著會談、開會、布置我們準備材料，休息很少，加上溫度驟變，就感冒了。隨行的醫生建議總理吃藥，總理沒有吃。
當天晚上出席越方的歡迎宴會結束後，總理帶著我們去了大使館。在那裏他叫大使拿了茅台酒，說喝點茅台感冒就好了。第二天繼續進行緊張的外事活動，總理精力充沛，感冒症狀也沒有了。這次出訪，凡是我們在使館舉行答謝宴會，都是用茅台酒招待當地的政要。因為我不喝酒，所以以前參加一些活動包括國宴，也沒有太留意酒。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茅台酒，留下了兩個深刻印象，一是總理很喜歡茅台酒，二是茅台酒似乎有點神。（《茅台口述曆史資料·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