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台酒質量下降，引起了上級的重視。1956年3月，中共遵義地委專門發文，嚴厲申飭了茅台酒廠：“去年下半年茅酒質量很差，影響很壞，今後決不允許有類似情況產生。”（《茅台酒廠檔案·1956年卷》）
是遵義地委突然做了一個市場調查，聽取了消費者意見嗎？不是，它是在幫上級傳話。
一、汾酒要多，茅台要好
1954年之前，茅台酒廠有四個上級——省專賣局、省工業廳、遵義地委和仁懷縣委，1956年起增加了一個國家輕工業部，減少了一個仁懷縣委。20世紀60年代又增加了一個國家外貿部。在這些上級裏麵，遵義地委管人，但權威最輕；輕工業部管技術、管質量、管錢，領導最直接，最具體，也最有效。
如前輕工業部部長楊波所說，計劃經濟時代，輕工業部最重視的酒廠，一是汾酒廠，二是茅台酒廠。汾酒廠經營不錯，是行業的佼佼者，是麵子；茅台酒事關上級領導的生活消費和政治消費，是裏子。在名酒廠裏麵，茅台酒廠交通最困難。但從1956年開始，輕工業部幾乎隨時都有幹部在茅台蹲點幫助工作。90年代長期擔任食品局局長、2000年出任中國釀酒協會理事長的耿兆林，大學剛畢業不久，就參加了輕工業部茅台工作組，一待就是幾年。1960年8月，輕工業部部長李燭塵訪問緬甸，從雲南回京途中，專門到茅台酒廠視察，並看望輕工業部“貴州茅台酒傳統工藝總結工作組”的成員。這是茅台酒廠第一次接待部級首長。
茅台酒的“裏子”地位，連輕工業部也有一個認識過程。
由於機構調整，酒類生產20世紀50年代先後由食品工業部、地方工業部、輕工業部（為了統一，下文一律以輕工業部指代）主管。部門名字雖然變化，對酒類生產的指導方針卻一直是“增產節糧”，以改造生產工藝，提高出酒率為中心。由於酒廠都是地方企業，輕工業部貫徹這個指導思想的方法主要是采用全國技術協作的方式，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組織全國13個省市的釀酒技術人員和幹部進行的“煙台操作法”試點。由白酒泰鬥周恒剛主持的這次試點是中國酒界有史以來的首次大規模技術攻關協作。協作在短時間內成功試驗總結了大幅度提高出酒率的“煙台操作法”，並在全行業推廣。
與此同時，輕工業部還積極鼓勵酒廠試驗用糧食代用品釀酒。這些代用品包括野生澱粉植物、食品加工下腳料等。這個政策取向在時間上一直延續到80年代，直接導致了“液態法”生產工藝在80年代的盛行。在政策空間上還影響到了酒政方針，釀酒業的管製嚴管糧食酒，鼓勵用代用品釀酒和用薯幹、土豆生產雜糧酒，在60年代停產了一大批傳統白酒工廠。即使是80年代，稅製設計也是耗糧少則稅收優惠。用薯幹生產食用酒精，再勾兌白酒，成本低產能規模大，還有高達10％以上的稅率優惠。在酒類行業，“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順序被調整為“省多快好”。
“省多快好”，茅台酒例外。上級對保證茅台酒質量的重視要高於保障市場供應，更高於節約糧食。這一點輕工業部是領會的。1963年，在全國第二屆評酒會的總結大會上，輕工業部副部長王毅之在講話中說：“茅台酒不是發展方向，但因為是個傳統產品，所以要保。”從50年代開始，“保茅台酒”是輕工業部的重要工作。1955年，全國在大力推廣節糧的“煙台操作法”，地方工業部食品局局長杜子端卻專門到貴州調研茅台酒質量問題，並且提出了要恢複高糧耗的傳統操作的初步想法。
酒行業除了盡量減低糧耗以外，包裝成本也被盡量壓縮。在80年代以前，除了茅台酒，幾乎所有白酒的包裝都是標準透明玻璃瓶，其他幾大名酒也不例外。傳統的瓶口木塞不用之後，好一點用螺口塑料蓋，差一點的就用機壓金屬蓋，和汽水一樣。但對於茅台酒，輕工業部食品局則要求出口包裝采用白瓷瓶，為此專門收集了捷克產的“亞拉西·苦莫爾”牌酒所用的仿瓷玻璃瓶供茅台酒廠參考。
1955年，輕工業部的釀酒工作會議上組織了一個內部品嚐活動，茅台酒的名次排在一些雜糧酒、薯幹酒的後麵，這讓輕工業部十分震驚，食品局局長杜子端專門到貴州和貴州省的領導討論對策。
輕工業部和茅台酒廠之間的指揮渠道是通暢的，有話可以直接發文件。1956年3月這一次由遵義地委代傳的不滿聲音來自比輕工業部還高的上級。
上級批評之後，要求茅台酒廠有個姿態。1956年4月，茅台酒廠以“全體職工”名義寫了一份報告，彙報茅台酒解放後的情況。其中主要內容是檢討質量下降的原因，報告實際困難。這份報告的對象是毛澤東。一個值得注意的背景是，在此之前的1954年，朱德也曾指示貴州省要解決茅台酒質量和改進包裝的問題，並建議考慮恢複傳統工藝，卻並沒有帶來1956年這一次的大震動。因此，1956年的嚴厲批評，很有可能直接來自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