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世怪才辜鴻銘
人物春秋
作者：王學斌
學貫中西、標“舊”立異、自相矛盾，這就是辜鴻銘。這樣的怪才已“絕種”了。
五四時期，風雲激蕩，新舊雜陳，尤其是在當時的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各色人等粉墨登場，校園裏麵常常是一邊有人宣揚新文化，另一邊卻有人極力呼籲維護舊傳統，給人以眼花繚亂的感覺。其中就有這麼一位身材高挑，體型幹癟，臉龐消瘦，鼻梁高聳，眼睛深藍，封建儒生般的半百老叟，拖著一條久不梳理的小辮子整日穿梭於紅樓內外。那辮子上麵壓著一麵平頂紅結的瓜皮小帽，下麵是一身棗紅色的，油光可鑒的舊馬褂和破長袍，袖子上麵斑斑點點，閃爍的盡是鼻涕和唾液的痕跡，讓人感到既討厭又可笑，其形象與整個學校的氛圍極不和諧。這副遺老模樣的老頭就是於清末民初享有鼎鼎大名的怪才辜鴻銘。
負笈歐陸
辜鴻銘，名湯生，字鴻銘，又別署為漢濱讀易者。1856年7月19日出生於馬來西亞的檳榔嶼。“五四”前後，辜鴻銘時常把這樣一段話掛在嘴邊：
“辜”字在古代漢語裏有三種意思：一是“罪”，一是“分裂肢體的一種酷刑”，還指“辜負”、對不住。三種意思均糟糕透頂。另據《元和姓纂》等書記載，百家姓中的“辜”姓，正是由其祖先“被辜自悔”而來，類似的姓還有救氏、赫氏、譴氏，等等。
辜鴻銘說出上述一番話，倒不是自貶祖先乃負罪之人，而是另有他意。因為他祖先自康熙初年便從福建同安移居英屬馬來西亞的檳榔嶼，世世代代生於斯、長於斯，已漸漸淡忘了自己的祖籍。而辜鴻銘所言“被辜自悔”，其實就是以自己未能出身於中華本土為憾。
然而，辜鴻銘並沒有在這個南洋小島呆多長時間，1867年，年僅12歲的他便跟隨其義父英國人布朗遠赴蘇格蘭接受西式教育。在中國留學史上，像辜鴻銘這樣出國時間之早，年紀之小，能與之相匹者，恐怕唯有容閎一人。此經曆給辜鴻銘一生平添了幾分頗值誇耀的資本，他自稱是“中國受過歐洲教育的人中資格最老的一個”。
在歐洲的十幾年裏，辜鴻銘廢寢忘食地吸收西學，他先後在英國、德國、法國讀書。其間還到過意、比、奧等國遊曆，肚子裏裝了不少西方的書和知識。更出色的是他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等九種語言，尤其英文，寫成文章，連英國人也點頭稱歎，認為有維多利亞時代的風味，可以同英國的大文豪卡萊爾、阿諾德相媲美。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年少出洋，在檀香山學得一口好英語。他認為近代中國有“三個半”英語人才，其一是辜鴻銘，其二是伍朝樞，其三是陳友仁，還有半個他沒說，有人猜是他自喻，有人則說指王寵惠，但無可置疑的是他將辜鴻銘譽為第一，由此亦可見辜英語造詣之高。辜獲得過英國愛丁堡大學、德國萊比錫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等歐洲著名高等學府的文、史、哲、理、工、神學科博士學位共計十三個，堪稱“博士學位證書收藏家”。
辜鴻銘的留學生涯並非一帆風順，那個時候的中國積貧積弱，中國人來到異地，往往受人鄙視，遭受不公正待遇。每當辜鴻銘走在街上，就會有人無所顧忌地跟著他叫喊：“中國佬，豬尾巴，蠢豬！”麵對這種羞辱性的挑釁，他並沒有選擇逃避，而是借助智慧進行反擊。他留學德國的時候，就曾小試牛刀，露過一手。有一次，他乘坐從維也納到柏林的火車，因為旅途疲勞，閉著眼睛在那養神。這時，對麵空位上新上來兩三個神氣十足的德國青年。他們剛一坐定，就對辜鴻銘品頭論足，很是缺乏教養。辜氏先是裝作聽不懂，沒加理睬，然後不動聲色地拿起麵前的一張德文報紙，若無其事地倒看起來。那幾個洋小子延頸一瞅，一個個樂得五官挪位，又是擠眉弄眼，又是搖頭撇嘴。
洋小子們以為辜氏不懂德文，忘乎所以地放聲大肆嘩笑。就連旁邊坐著的幾位有教養的歐洲人也聽不過耳，幾乎忍不住要挺身加以幹涉了。這時候，隻見辜鴻銘懶洋洋地抬起頭，那張似張非張的嘴巴，冷不防像快速嗑瓜子一般地，突然流出一連串字正腔圓，地道得不能再地道的德語：
“你們德國的文字真是太簡單了。若不是倒著看還真是沒什麼意思。甭說這種通俗的玩藝兒，就是你們的聖人歌德那部《浮士德》，我也能倒著跟你們念個一字不差。”
末了，他還用最典雅的德語，大段引誦歌德語錄，教訓他們該如何尊重他人。羞得那幾個洋小子麵紅耳赤，趁火車到站，趕緊溜之大吉了。
作為一名華人，雖然身在海外，但他依然對祖國文化情有獨鍾。每逢周末，辜鴻銘樂此不疲地“泡”在各地的圖書館中，如饑似渴地去尋覓、翻閱歐洲所藏的中國經典著作。不過，歐洲所藏中國圖書畢竟有限，況且整日奔波於各國圖書館之間，實在是費時費錢費力，絕非長久之計。1878年，辜鴻銘決定結束留學生涯，返回家鄉工作。也許是天假之緣，就在一次外出途徑新加坡時，辜鴻銘巧遇中西通才馬建忠（馬建忠，字眉叔，江蘇丹徒人，青年時即受西方影響，拋棄科舉道路，致力於西學。1876年被派赴法國留學。1879年得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幫助李鴻章辦理洋務。馬氏學貫中西，不僅舊學基礎紮實、還精通英法語文及希臘、拉丁文字）。兩人一見如故，把酒言歡，長談三日。在辜麵前，馬建忠狂侃中國文化，旁征博引，令辜鴻銘大開眼界，大有相見恨晚之感。這次談話，對辜鴻銘一生影響極大，他感到自己再也不能呆在家鄉過優哉遊哉的舒適生活，而應當去國內“惡補”傳統文化。直到晚年，他還意猶未盡似地回憶這段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