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易堂和汪精衛的中醫“存廢”較量
史林漫步
作者：李滿星
中醫雖然“幸存”，但在西醫的“結合”下，已經被邊緣化了。
被孫中山譽為“秦中傑士”的辛亥革命老人焦易堂，在上世紀30年代任國民政府法製委員會委員長、最高法院院長期間，恰值中醫存廢大辯論，他力挺中醫，興辦國醫館，振興中醫中藥，並主張中西醫結合，甚至和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汪精衛反複較量，成為民國弘揚中醫藥、促成中西醫結合第一人。
中醫廢存大戰乍起，焦易堂力挺中醫
1929年2月，國民政府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通過《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引起中醫藥界的極大憤慨和強烈反對，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廢止”風潮。幾天內，數不清的各地中醫藥團體的質問函電飛向了南京政府。3月17日，全國17個省市、242個團體、281名代表雲集上海，召開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會場上懸掛著“提倡中醫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等巨幅標語，高呼“反對廢除中醫”、“中國醫藥萬歲”等口號。大會當場成立了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組成赴南京請願團，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議案。上海中醫藥界全力支持大會，罷工半天，並為赴南京請願團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同時，全國總商會、中華國貨維持會、醫藥新聞報館，以及南洋華僑代表等電請保存國醫。
時值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葉楚傖等政府要人親自接見了請願代表並表示慰問。衛生部不得不公開表示對中醫並無歧視，並麵允代表：該提案雖獲通過，但暫不執行；改稱中醫為國醫；同意成立“中醫學社”。但衛生部反對中醫的政策絲毫沒有改變，一直在以變相的手法廢止中醫。不久，教育部、衛生部通令中醫在診病時，禁止參用西藥及器械；中醫學校降格為中醫傳習所或中醫學社，不準用學校的名稱，以限製中醫人才的培養；中醫醫院改為醫室等。
當時擔任國民政府法製委員會委員長的焦易堂挺身而出，幾經波折，最終使國民政府撤銷該案。
1930年1月，中醫藥界有識之士裘吉生、蔣文芳等人提議設立全國性中醫藥學術機構中央國醫館。為保存國粹，焦易堂十分支持，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出麵多方奔走，終於使中央國醫館在1931年3月17日在南京成立，陳立夫為理事長，彭養光、陸淵雷、謝利恒等十人為常務理事，焦易堂親自任館長，陳鬱、施今墨為副館長。為了弘揚中醫，同年，焦易堂促使國民政府核準通過了《中央國醫館組織章程》及《中央國醫館各省市國醫分館組織大綱》，中央國醫館下設推行處、醫學處、藥學處和秘書處，並設有多種特別委員會，其中最重要的是“學術整理委員會”及其後的“編審委員會”。他還提出以現代科學研究中醫藥，力主中西藥結合，擬定中醫藥發展方案。各省市紛紛籌建國醫館分館，甚至遠在舊金山以及港、澳、泰、菲等地也都由僑胞組建了分館。至1936年10月分館達37處，另有82處分館在籌備中，堪稱一時之盛。
焦易堂為國醫館爭管理權，汪精衛強烈反對
1930年，國民政府公布《西醫條例》後，但《國醫條例》始終未能正式形成法規並公布。1932年，中央國醫館函呈國民政府行政院，要求派員審定《國醫條例》而未有結果。1933年6月，焦易堂聯合國民黨中央委員葉楚愴、陳果夫、陳立夫、邵力子等29人，在國民黨召開第306次中央政治會議時，提出了“製定國醫條例，責成中央國醫館管理國醫，以資整理而利民生案”，並附上所擬的《國醫條例原則草案》和《國醫條例草案》。
焦易堂呈文指出，如不賦予國醫館真正之管理權，則所謂統籌醫藥團體與審定國醫資格等事，“措理動生周折，實施徒托空言。證諸經過二年情形，則分支館已成立者，地方政府多不與補助，形同虛設，未成立者，則當地醫藥團體，嫉忌齟齬，互生爭執……現經先行提出《國醫條例原則》，如荷會議通過，交由立法院審訂，由政府公布，中央國醫館當即修改章程，呈請政府備案施行，以期適合職製，得有相當管理權”。
出乎意外，焦易堂等人這一弘揚中醫的要求，立刻遭到時任行政院院長汪精衛的強烈反對。
時而向左、時而向右的汪精衛，當時試圖作領袖的欲望極其強烈。他之所以強烈反對中醫，主要是從排除異己、維護鞏固自己的權力出發，限製曾經同在孫中山身邊工作的焦易堂。
汪精衛當時在國民黨內是二號人物，小焦易堂三歲。他們分別於1905年和1909年在陝西西安、日本東京加入同盟會，成為同盟會的骨幹，積極參與辛亥革命，是孫中山的忠實信徒。他們倆人，都效法荊軻刺秦王，從事暗殺清廷官員行動，名聞一方。1917年，孫中山號召各省革命黨人起兵討伐段祺瑞，焦易堂追隨孫中山赴廣州發動“護法運動”，任陸海軍大元帥府參議，為孫中山出謀劃策，深得倚重。孫中山曾很有感慨地讚揚焦易堂說：“易堂焦君，秦中傑士也，為國事奔走有年，於民國創造頗有功焉。其為人也，端直溫厚，不類近世子。”就在這一年，焦易堂結識汪精衛，並在一起共事，相處還算融洽，但對此人搖擺不定的政客嘴臉初步領教，認為不可深交，保持一定的距離。原來，武昌起義後投靠袁世凱但沒有撈到一官半職不得不出走法國留學的汪精衛，是聞訊孫中山在廣州起事成立軍政府，再次轉風使舵，回國投奔孫中山。由於表忠心起了一定作用，加之革命艱難，正是用人之際，孫中山收留了這個自己以前的秘書，但這次沒有將此人留在身邊，而是派往上海創辦《建設》雜誌，以觀後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