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掛帥”的近代中國第一個正式外交使團
史海鉤沉
作者：宋景田
泱泱大清，3億子民，居然找不出一個能夠“領銜”出使西洋的人，可悲可歎！
鴉片戰爭後，隨著中外關係的變化和清政府內部發展的客觀要求，遣使出洋已成為必須。於是1868年清政府向海外派遣了中國近代第一個正式外交使團——由前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為首的代表團訪問歐美，故稱作蒲安臣使團。此事既表現了清政府外交濃厚的半殖民地色彩，也標誌著清政府外交終於跨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一、蒲安臣使團出使的背景
清政府派遣蒲安臣使團既是形勢所迫，也頗具戲劇性。1858年，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政府被迫與英法等國簽訂《天津條約》，其中規定允許外國公使駐京。1860年以後，西方列強便紛紛派遣公使常駐北京，而中國卻一直未曾遣使出洋。1866年，清政府曾派前山西襄陵縣知縣斌椿率其兒子和三個同文館學生，隨同回國休假的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赴歐洲遊曆，開了晚清官員出洋的先例。但那僅是一次試探性的觀光旅行，並非正式遣使。
鴉片戰爭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朝統治者越來越認識到，近來中國之虛實，外國人無不洞悉，而外國之情勢，中國卻一概茫然無知，最大的原因乃是“彼有使來，我無使往”。1867年，按《天津條約》有關規定，十年期限屆滿，將修訂條約，列強諸國皆欲趁此機會，進一步擴大在華侵略權益。十年前，英法等國就是借修約之口，重新挑動了戰爭，清政府對此仍心有餘悸。此時，清統治者最懼怕的就是在修約之際，列強再次尋釁滋事，幹涉內政。1867年清政府考慮派人出使各大國，了解他們對今後修約的要求，但苦於不知派什麼人好。
正當主持總理衙門外交事務的恭親王奕和文祥等大臣百般焦慮、憂心忡忡之時，在歡送卸任美國公使蒲安臣的宴會上，蒲安臣表示願意為中國出使西方各國。蒲安臣是第一個在北京任職的美國公使，1862年夏到北京就任。他在任內積極推行“合作政策”，頗受恭親王和總理衙門其他大臣的信任。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之後，奕正式向朝廷上奏：“請派蒲安臣權充辦理中外交涉事務使臣。”奏折中讚揚前美國公使蒲安臣“其人處事和平，能知中外大體，遇有中國為難不便之事，極肯排難解紛”。而且說明由於中外禮儀不同，“用中國人為使臣，誠不免於為難，用外國人為使臣，則概不為難”。
二、蒲安臣使團出使的成果
1867年11月27日，總理衙門事務大臣奕正式奏請清廷任命美國人蒲安臣為“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率代表團出訪歐美各國。團裏的其他成員為清朝大臣誌剛和孫家穀，顧問英國人柏卓安和法國人德善。此外，使團還包括中國隨員、譯員（大部分是同文館學生）等共30多人。這是清政府派往國外的第一個官方代表團。蒲安臣使團於1868年2月25日自上海啟程，先後到達美國、英國、法國、瑞典、丹麥、荷蘭、普魯士、俄國等國，使團向各國表達了中國願意同他們加強友好往來的願望。
蒲安臣使團於1868年2月25日從上海出發，先乘船橫渡太平洋到美國，訪問了舊金山、紐約、華盛頓等城市。然後又橫渡大西洋赴歐洲，訪問了英國、法國、瑞典、丹麥、荷蘭、普魯士、俄國、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等國，直至1870年10月18日回到上海，曆時兩年八個月，先後訪問了歐美11個國家。
蒲安臣使團在曆史上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因為它有益於清政府設領護僑，改革傳統外交禮儀製度，並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第一，推動了中國外交禮儀的近代化。西方外交禮儀本質意義在於維護和體現主權國家的平等，在形式上表現為對等，如互派外交使節，互設外交機構，互向對方國家元首呈遞國書；君臣之禮非常簡略，“進退不過三鞠躬而已，彼此立談，無拜跪之文”。這種對等的外交禮儀，在現代歐洲已經形成了國際條約和國際慣例，是主權國家之間建立外交關係後必須遵循的外交形式。而在19世紀中葉以前的華夷體係中，遣使是單向性的，隻有“萬國來朝”，沒有中國遣使出洋覲見外國君主之例，同時清朝官員也隻知中華禮儀，而不能容忍“夷人”違背中華禮儀。乾隆時代馬嘎爾尼拒行跪拜禮而引起朝廷上下的震怒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到了19世紀中後葉，隨著國際體係和中國國際地位的變化，中華禮儀已不可能是至高無上的儀製了，它遭受到西方禮儀的巨大衝擊。在往訪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國時，蒲安臣一律按西方禮節覲見各國君主，親遞國書，昭以通好。當蒲安臣病逝後，誌剛和孫家穀二欽差繼續往訪比利時、意大利和西班牙時，也就順理成章地按西方外交禮儀覲見君主，親遞國書，行鞠躬禮。西方列強由此也得到了要求以對等形式和對等禮節覲見清帝的理由。到1873年6月27日，西方公使第一次以西方禮節覲見了同治皇帝。從蒲安臣使團出訪到外國使臣入覲，這一過程標誌著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實行了西式的對等使節外交。如果說馬嘎爾尼是以直截了當的方式對中國外交禮儀進行挑戰的話，那麼蒲安臣則是用演示西方禮儀的間接方式，促使中國邁出了放棄中華外交儀製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