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回鄉知青的三年經曆
百姓人生
作者：方家印
1975年7月我高中畢業以後，便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貴州興仁縣大山區的一個彝族村寨，直到1978年4月上大學才離開。在這短短的3年中，我親曆了回鄉知青生活、農業學大寨、毛主席逝世、赤腳醫生、割資本主義尾巴、恢複高考等重大事件。現僅從個人角度，記敘如下。
回鄉知青
知識青年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個特殊群體。提起知青，在人們的思想觀念裏僅指下鄉知青。其實，知青有下鄉知青和回鄉知青之分。下鄉知青，是指有城鎮非農業戶口，初中或高中畢業後到農村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知識青年。他們一般會被集中安排在條件好一點的生產隊；回鄉知青則是指農村戶口的初中或高中畢業生，他們必須從哪個生產隊來，回哪個生產隊去。
1975年7月，我高中畢業後就成了一名回鄉知青。
我父親是解放軍二野五兵團的一名老戰士，他於1949年6月隨部隊由江西上饒西進到貴州。以後在貴州興仁轉業從事地方工作，此期間與我母親結婚，從此把家安在了我母親所在的彝族村寨。按照子女戶口隨母親的政策，我一出生自然成了農村戶口。
當時讓回鄉知青很迷茫的是，同樣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在學校學同樣的知識，畢業後為什麼會是兩種待遇？譬如，下鄉知青到農村去，都是鑼鼓喧天、紅旗招展，像參軍一樣胸戴大紅花，歡天喜地乘政府派的卡車下去，國家還給予生活補貼糧油補助，有的地方還派帶隊幹部去陪護指導。在農村勞動鍛煉滿兩年後，就可以根據個人表現推薦回城參加工作，成為住在城裏吃“皇糧”的人，並且在鄉下當知青的時間算工齡獲得工齡工資。而回鄉知青則隻能“從哪裏來，回哪裏去”，無聲無息地卷起鋪蓋各自回家，歡送、補助、補貼是不可奢望的。回鄉後，隻能革命加拚命，等待百裏挑一的好運降臨——被推薦上大學、中專跳出農門。否則，是不可能有工作的，除非被推薦參軍並在部隊提幹。這種截然不同的知青政策，對回鄉知青來說，是心知肚明、刻骨銘心的。
由於城鄉戶口的差別，回鄉知青似乎一出生就低人一等、矮人一截，要想取得非農戶口，必須付出“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艱苦努力。所以，我一回到家鄉，就立即投身農業生產勞動中。生產隊的玉米成熟了，就和社員們用挑篼去挑回來。到河邊收玉米，是非常繁重的體力活。男勞力用挑篼挑，女勞力用背篼背，要爬5華裏陡坡，有些石坎比膝蓋還高。將玉米挑（背）到公房過稱後，每百斤計10個工分。第一天，我竭盡全力挑回了114斤玉米（挑篼一律減10斤）。這是我第一次挑這麼重的擔子爬坡，氣喘籲籲、揮汗如雨，累得半死。第二天又去挑，肩膀痛得難忍，但還是咬著牙堅持。如此連續一個多星期，肩膀就不再痛了。去山下的河邊收稻穀，要扛兩個搭鬥去。搭鬥用泡桐板做成，上口約4尺，下底約3.5尺，呈梯形，大概有80多斤。扛搭鬥是難度大危險性也大的活。難在隻能看到腳下的路，危險是岩口下麵陡而懸的路段。由於扛搭鬥的人被罩在鬥裏，無法估計鬥跟石崖的距離，一旦撞上就可能人仰鬥翻摔下去，難免受傷甚至性命不保。因此，扛一個搭鬥需要兩個人換著扛，沒有扛搭鬥的人負責指揮，扛搭鬥的人往返每人計20個工分。為掙工分也好，為掙表現也罷，反正我也爭著扛了幾回搭鬥。秋收後，在一個叫“衝子頭”的槽子地裏，我又參加了打炮眼、炸石頭、砌堡坎等繁重的治山治水勞動。
赤腳醫生
“赤腳醫生”是那時對“半農半醫”衛生員的形象稱呼，指打赤腳或穿草鞋走村串寨，為社員治病的鄉土醫生。從1968年9月《紅旗》雜誌發表題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開始，這種農村醫療製度就在全國如雨後春筍般興起，為保證當時中國農民的健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我所在的大隊，卻沒有“赤腳醫生”。區裏為解決農村無醫無藥、群眾看病難的問題，專門舉辦了“赤腳醫生”培訓班。分配給我們公社3個名額，我和其他大隊的2名初中文化的青年參加了培訓。對於我來說，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因為我從小就想當一名醫生。這個誌向緣於我父親多年的農村工作經驗，他經常對我說：“在農村，你要是給人治好小傷小病，人家對你會感恩戴德感激不盡。”在這期培訓班上，除了區醫院的西醫師、中醫師授課外，還專門請縣防疫站、婦幼保健站的領導來授課。為了爭取做一名合格的“赤腳醫生”，給群眾治愈小傷小病，也為了爭取將來被推薦上醫學院積蓄優勢，我在培訓中認真地聽課，刻苦地學習。這次培訓，使我懂得了治療傷風感冒、小傷小病的醫療技術，能開一些治療小傷小病的處方，學會了注射。記得當時有一課是培訓接生嬰兒，縣婦幼保健站的老師用一個側麵開有橢圓形洞、縫有兩片塑膠的紙箱，內裝一個布娃娃做示範。我主動要求操作一次，老師看後肯定很符合技術規範，給予高度評價。區醫院婦產科醫師黃金德在為一個產婦接生的時候，還特意安排我們觀摩實際操作。通過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學習，我們基本上掌握了接生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