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非樂”思想的評價
墨子“非樂”不是一概否定音樂的審美價值和愉悅人心的功用，他是根據當時王公大人縱情聲色，荒淫無度，不顧人民死活、國家安危的實際，按照墨家“為利天下”的政治原則和道德規範，來證明音樂對於國家和民眾有害無益。墨子“非樂”，在當時可謂擊中時弊，具有進步作用。
現在我們有必要探討墨子的“非樂”主張是否過分。“非樂”非得過分與否，就要看看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和勞動人民生活的現狀，以及同貴族統治階級作樂的規模是否相適應。從墨子所處的時代背景來看，一方麵廣大勞動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而另一方麵統治階級殘酷地掠奪勞動人民的財富和勞動力，供其酒包歌舞、吃喝玩樂，揮霍無度、荒淫奢侈，盡情地享受人間的歡樂。這樣的“憙音湛湎”國家，必然使勞動人民處於貧困和戰亂之中，過著饑不得食、寒不得衣、勞不得息的痛苦生活。針對這種情況，墨子提出“非樂”的對策治理之。
有人認為墨子反對一切音樂，特別是反對勞動人民的音樂。郭沫若說：“如果是謀人民的目之所美，人民的耳之所樂，人民的口之所甘，人民的身體之所安，這不僅不會‘虧奪民衣食之財’，而且可以增加其衣食之源，何嚐便可以一概反對？但墨子是一概反對了”。郭沫若的錯誤在於弄錯了“非樂”的對象。“非樂”是墨子與王公大人的對話，是非王公大人為樂之過分，怎能在規勸王公大人禁止音樂歌舞之時，又向王公大人謀求人民之樂呢？何況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不僅無樂可享，也無條件妄想享受高級的糜費的鍾鼓之樂，因而是無樂可非，談不上“墨子是一概反對了”。
墨子反對的並不是萬民之樂。而“擅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空而揚幹戚”顯然不是萬人之樂。墨子特別說了這樣一句話：“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譬之若聖王之為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音樂於民有用又增利，墨子是“弗敢非”的。墨子所非的是王公大人興萬樂，跳萬舞，不僅過度糜費勞動人民所創造的財物，而且還耽誤出演樂舞和觀看、聆聽樂舞的人們的正事。自己不能養活自己，而且需要得不到樂舞享受的勞動人民養活。
第四節墨子的分配觀
一、強調儲備財物
雖然消費是生產的目標，墨子並不主張將所有的財富都消費掉。特別是，國家有必要納儲備以應付戰亂、饑荒等不測之災。
墨子在《七患》中說：“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餓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裏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故國離寇敵則傷，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如《夏書》上說：“禹有七年的水患。”《殷書》上說：“湯有五年的旱災。”他們所遭的凶災是何等的嚴重，然而百姓卻沒有受凍挨餓，為什麼呢？是因為他們勤於生產，節儉於用罷了。倉裏沒有儲備糧食，就不能應付凶年的饑餓；庫裏沒有儲存的武器，即使自己有義卻無法征伐無義的；城牆要是修得不完備，自家就無法防守，思想上考慮不周全，就不能應付突然的事變。這有如慶忌，沒有周全的考慮，就不要輕率出去。夏桀對商湯沒有防備，因而被放逐，商紂對周武王沒有防備，因而被殺死。桀、紂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為什麼都滅亡於百裏大小的國君手中呢？那是因為他們有了富貴，卻不做任何防備。所以防備確實是一個國家的重要工作啊！糧食是國家的寶貝，武器是國家的爪牙，城牆是用來守衛的，這三者，是國家維持必備的工具。……因而國家遭到敵國入侵就損傷，百姓遇到凶饑之災就逃亡，這是防備不周全的罪過啊！因此，糧食，是聖人的寵物啊！所以《周書》上說：“國家沒有足夠三年的存糧，這個國家就稱不上國家；家裏沒有足夠三年的存糧，兒子就可能不是他的兒子了。”說的就是國家的防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