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諸葛亮極力推行法治。他說：“治國之政，其猶治家，治家務立其本，本立則末正矣。”“故本者，經常之法，規矩之要。”（《諸葛亮集·治國》）他執法賞罰嚴明：“賞以興功，伐以禁奸”，“賞不可虛設，伐不可妄加”，“賞賜不避仇怨，誅伐不避親戚”，“賞不可不平，伐不可不均。”據《三國誌·蜀·諸葛亮傳》注引《魏氏春秋》說：“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諸葛亮認為為政力求做到“教令為先，誅罰為後”。認為隻要做到賞罰分明了，治理就能做到“不令而製”，“王道平平”。
他幫助後主劉禪嚴格執法。他手寫了《申子》、《韓非子》、《管子》、《六韜》等書，送給後主，請後主執法。他還勸後主在從政中要“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在西蜀政權建立以前，四川地方勢力割據厲害，諸如劉焉、劉璋等人奉行著東漢末年某些腐朽政治，如放任豪強兼並，放任豪強為非作歹等。諸葛亮極力革除這些劣政，製定漢科（漢律），“威之以法”，使原豪強地主那種“專權自恣”勢態得以遏製、消匿。因為諸葛亮實行法政且做出了巨大成績，《三國誌》作者陳壽誇獎諸葛亮說：“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進諸葛亮集表》）。當時人們也稱頌諸葛亮，說他：“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
禮治
諸葛亮在蜀還實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政，實行“仁”、“義”、“禮”、“智”、“信”之政 （諸葛亮 《將苑·將材》），即實行儒政。在諸葛亮《便宜十六策·君臣》中說：“君以施下為仁，臣以施上為義”，在《便宜十六策·治人》中又說：“故經雲，‘陳之以德義而民與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主張實現仁政。蜀政治較清明，政局較為穩定。
諸葛亮為政，從管理而言，給我們的啟示是很多的，上述歸納的各點，對今人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假如說，要把諸葛亮為政業績成功的原因歸納為一個字來表述的話，我歸納為“忠”字。諸葛亮“忠”於蜀，“忠”於事業，“忠”於國家，“忠”於人民。諸葛亮這種精神，作為我們現代人也值得好好體會學習。
諸葛亮是位好相，人們尊重他，景仰他。但是，也需指出，諸葛亮為政也有問題，一是培養接班人工作做得不好，出現後繼無人現象；二是事必躬親，既不能培養人才，又使自己勞累過度，導致身體不好而早亡。
九、諸葛亮為人
諸葛亮有才，還有德，是德才兼備的人物。諸葛亮的德，構成了諸葛亮的為人為事的思想基礎。諸葛亮的品德十分值得稱道，值得學習。
諸葛亮的德，主要體現在忠、誠與公三個字上。對君，對事業，對人民忠；對朋友，對同僚，對下屬，對親人誠。忠，誠，也可稱之為公，對國家公，對人民公，辦事處人公，公則平，公則正。諸葛亮做到了忠、誠、公這三點。
“忠”
他事國家忠，事事業忠，事人民忠，忠心不已，把一生的精力，自初出茅廬起，至五丈原殞止，全部的身心都獻給了蜀國的事業，實踐了自己所說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許諾。諸葛亮對劉備忠，協助劉備立業；對劉備兒子劉禪忠，教育劉禪為好人、做好事，兢兢業業對國家。劉備臨終前，把自己的三個孩子，後主劉禪、魯王劉永、梁王劉理托付給諸葛亮，請多多照管“孱弱”的兒子，“令嗣子（劉禪等）以父（指對諸葛亮）事之”。還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成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之都王。”諸葛亮涕泣說：“臣必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諸葛亮一生的行為證明了他對蜀的忠心。（第85回）
“誠”
對同僚、下屬誠。如對關羽、張飛等人。關羽、張飛年歲均長於諸葛亮，諸葛亮能以禮相待。諸葛亮剛出山時，關、張兩位有點小瞧他，諸葛亮不予計較，並用實際戰果贏得了關、張的欽佩。一次，劉備封馬超為左將軍，關羽（時為右將軍）老大不高興，不服氣，是諸葛亮動情地勸說關羽，使關羽誠服。對張飛，在張飛對劉璋作戰時，張飛在諸葛亮的協助下，打了勝仗。
對百姓、士卒誠。如他在七擒孟獲、六出祁山中，對邊疆人民的態度至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