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說知人不易，確是如此。他是智人，但在知人問題上，也犯過錯誤，如錯識馬謖。劉備臨終前曾問諸葛亮：“馬謖之才何如？”諸葛亮認為是“當世之才”。劉備卻認為：“朕觀此人，言過其實，不可重用”（第85回）。事實證明，劉的看法是對的，劉是知人的人，諸葛亮對馬的判斷是錯誤的，在這件事情上諸葛亮犯了錯。
知人重要
漢桓譚在《新論·求輔》中借用古人的話說：“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歐冶。”伯樂者，善相馬之人也；歐冶者，善鑄劍之人也。這說明，我們要如伯樂那樣善識人，要如歐冶那樣善鑄劍。
唐韓愈《雜說四》一文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話：“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隻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韓愈感慨伯樂可貴，感慨世有好馬而無伯樂的可悲。有好馬而無伯樂，使好馬隻能歸屬於平庸人手中，死於槽櫪之中。韓愈呼籲世上能多有幾位識別人才的伯樂。
宋王安石說：“人才難得亦難知。”他的看法對，人才難得，也不易認知。但不易認知，不是說不可知。隻要有心去知，去多知，去細知，去全麵地知，去反複地知，人才是可被認識的。
如何“知人善任”
如何識人，很有學問。古人教過我們若幹辦法。諸葛亮在《將苑·知人性》一文中說：“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誌；二曰，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三曰，谘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這七知是說，一問是非用來判斷被用人的立誌狀況；二究辭令用來判斷被用人的應變能力；三問計謀用來判斷被用人的知識狀況；四告禍難用來判別被用人的勇敢程度；五用飲酒的辦法來考察被用人的性格狀況；六用私利引誘來判斷被用人的廉明表現；七讓其做事用來觀察被用人的信守諾言狀況。歸納諸葛亮所言的“七知”，可分為兩個部分：其一，用問誌、窮變、谘識、判勇（即上述七觀中的一、二、三、四觀）辦法來判斷被用人的言；其二，用醉性、利廉、期信（即上述七觀中的五、六、七觀）辦法來判別被用人的行。通過如此七法，知人言，知人行，做到知人善任。
諸葛亮有上述“七觀”之說，在呂尚的《六韜·龍韜·選將》中也有類似的話，提出“八征”見解。是說審查一個人夠不夠將的資格，可以通過八個“征”去獲知。這“八征”是：問之以言，以觀其辭；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諜，以觀其誡；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這“八征”說法與孔明的“七知”說法，含義大體相同，不細解。
現代管理也要“知人善任”
我們討論現代管理。現代管理也要運用各種辦法來做到知人善任。如用筆試辦法來觀察被用者的才，用口試的辦法來觀察被用者的能，用實際試用的辦法來考察被用者的真實本領。
值得一說的是據學曆考察人的問題。學曆的高低是值得注意的，學曆反映的是一個人受教育的程度，一般來說，學曆高，意味著其知識水平高。但也不盡然，也有學曆雖高卻是書呆子、草包那樣的情況，就是說，不要迷信學曆。關於上述道理，我在前麵在討論用人不惟學曆這個問題時，已說了不少，可參閱。關於“量才而用”
“知人善任”，知人要知人之長，善任要任人之長。人無完人，要求他人有完美人格，不可取也不可能，用人用其長是用人的真諦所在，是用人的普遍規律。
兵法《武經總要》說：“夫大將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藝能之精粗，所使人各當其分，此軍之善政也。”這話是說，用人必須根據被用的人其勇怯等，各得其分地分配工作。
人無完人，但必有所長。放大地觀其長，就有他可用之處。戰國孟嚐君有食客三千，有雞鳴狗盜之輩。雞鳴狗盜算什麼，但卻是其長，也有用處。一次孟嚐君外逃，雞鳴狗盜者發揮了他們所長，幫助孟嚐君克服了險境。
由量才而用，想到了“用人之短”問題。“用人之短”是荒謬的，但在特殊情況下，用某些短又是合理的。如用吹毛求疵的人去抓質量，用斤斤計較的人去管倉庫，用好出風頭的人去抓生產。
一個人有短處不好。領導人要責令他改，不然，有可能成為潛在炸彈。明智的方法是誘導地用其短，讓他的短往正確方向走，盡量減輕這個短的危害，並使其短為長，讓其做出成績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