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書解語”
全師避敵。左次無咎，未失常也。
“譯文”
全軍退卻，避開敵人的鋒銳而等待時機。這種以退為進的指揮方式，是符合正常的用兵法則的。
“古人理解與戰例”
古人注釋：敵勢全勝，我不能戰，則：必降；必和；必走。降則全敗，和則半敗，走則未敗。未敗者，勝之轉機也。如宋畢再遇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眾，難與爭鋒。—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豫縛生羊懸之，置其前二足於鼓上，羊不堪懸，則足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相持數日，乃覺，欲追之，則已遠矣。可謂善走者矣（《戰略考·南宋》）！
走為上，指敵我力量懸殊的不利形勢下，采取有計劃的主動撤退，避開強敵，尋找戰機，以退為進。這在謀略中也應是上策。
這一計最早出自《南齊書·王敬則傳》：“檀公三十六策，走為上計。”其實，我國戰爭史上，早就有“走為上”計運用得十分精彩的例子。
敵方已占優勢，我方不能戰勝它，為了避免與敵人決戰，隻有三條出路：投降，講和，撤退。三者相比，投降是徹底失敗，講和也是一半失敗，而撤退不能算失敗。撤退，可以轉敗為勝。當然，撤退決不是消極逃跑，撤退的目的是避免與敵主力決戰。主動撤退還可以誘敵，調動敵人，製造有利的戰機。
何時走？怎樣走？這裏要隨機應變，學問大得很。按語中講的畢再遇用縛羊擊鼓蒙蔽金人，從容撤走的故事，就顯出畢再遇運用“走為上計”的高超本領。
春秋初期，楚國日益強盛，楚將子玉率師攻晉。楚國還脅迫陳、蔡、鄭、許等四個小國出兵，配合楚軍作戰。此時晉文公剛攻下依附楚國的曹國，明知晉楚之戰遲早不可避免。
子玉率部浩浩蕩蕩向曹國進發，晉文公聞訊，分析了形勢。他對這次戰爭的勝敗沒有把握，楚強晉弱，其勢洶洶，他決定暫時後退，避其鋒芒。對外假意說道：“當年我被迫逃亡，楚國先君對我以禮相待。我曾與他有約定，將來如我返回晉國，願意兩國修好。如果迫不得已，兩國交兵，我定先退避三舍。現在，子玉伐我，我當實行諾言，先退三舍（古時一舍為三十裏）。”
他撤退九十裏，已到晉國邊界城濮，仗著臨黃河，靠太行山，足以禦敵。他已事先派人往秦國和齊國求助。
於玉率部追到城濮，晉文公早已嚴陣以待。晉文公已探知楚國左、中、右三軍，以右軍最薄弱，右軍前頭為陳、蔡士兵，他們本是被脅迫而來，並無鬥誌。子玉命令左右軍先進，中軍繼之。楚右軍直撲晉軍，晉軍忽然又撤退，陳、蔡軍的將官以為晉軍懼怕，又要逃跑，就緊追不舍。忽然晉軍中殺出一支軍隊，駕車的馬都蒙上老虎皮。陳、蔡軍的戰馬以為是真虎，嚇得亂蹦亂跳，轉頭就跑，騎兵哪裏控製得住。楚右軍大敗。晉文公派士兵假扮陳、蔡軍士，向子玉報捷：“右師已勝，元帥趕快進兵。”子玉登車一望，晉軍後方煙塵蔽天，他大笑道：“晉軍不堪一擊。”其實，這是晉軍誘敵之計，他們在馬後綁上樹枝，來往奔跑，故意弄得煙塵蔽日，製造假象。子玉急命左軍並力前進。晉軍上軍故意打著帥旗，往後撤退。楚左軍又陷於晉國伏擊圈，又遭殲滅。等子玉率中軍趕到，晉軍三軍合力，已把子玉團團圍住。子玉這才發現，右軍、左軍都已被殲，自己已陷重圍，急令突圍。雖然他在猛將成大心的護衛下，逃得性命，但部隊傷亡慘重，隻得悻悻回國。
這個故事中晉文公的幾次撤退，都不是消極逃跑，而是主動退卻，尋找或製造戰機。所以，“走”，不失為一種上策。
再說一個城濮大戰之前，楚國吞並周圍小國日益強盛的故事。
楚莊王為了擴張勢力，發兵攻打庸國。由於庸國奮力抵抗，楚軍一時難以推進。庸國在一次戰鬥中還俘虜了楚將楊窗。但由於庸國疏忽，三天後，楊窗竟從庸國逃了回來。楊窗報告了庸國的情況，說道：“庸國人人奮戰，如果我們不調集主力大軍，恐怕難以取勝。”
楚將師叔建議用佯裝敗退之計，以驕庸軍。於是師叔帶兵進攻，開戰不久，楚軍佯裝難以招架，敗下陣來，向後撤退。像這樣一連幾次，楚軍節節敗退。庸軍七戰七捷，不由得驕傲起來，不把楚軍放在眼裏。軍心麻痹，鬥誌漸漸鬆懈，戒備漸漸失去了。
這時，楚應王率領增援部隊趕來，師叔說，“我軍已七次佯裝敗退，庸人已十分驕傲，現在正是發動總攻的大好時機。”楚莊王下令兵分兩路進攻庸國。庸國將士正陶醉在勝利之中，怎麼也不會想到楚軍突然殺回，倉促應戰，抵擋不住。楚軍一舉消滅了庸國。
師叔七次佯裝敗退，是為了製造戰機，一舉殲敵。
紅軍長征，以“走為上”實現戰略轉機
紅軍長征，是在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最緊迫的任務、中國麵臨民族危亡的情況下發生的，也是在黨和紅軍麵臨生死存亡嚴重危機的情況下發生的，紅軍為什麼要長征呢？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但國民黨蔣介石仍頑固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調動100萬大軍“圍剿”紅軍和各蘇區，其中以50萬兵力直逼中央蘇區。在“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下，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最終失敗，紅軍從而被迫進行戰略轉移。如果繼續采取毛澤東為紅軍製訂的戰略戰術原則，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大規模“圍剿”是有可能的。一方麵，蔣介石雖然調集了50萬兵力、采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新戰略，但同時也麵臨著財政拮據、抗日反蔣運動日益興起、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日趨尖銳、各帝國主義國家由於在華利益不同與蔣的衝突不斷加劇等嚴重問題。另一方麵，紅一方麵軍和中央蘇區的人民群眾經過多次反“圍剿”鬥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正確領導下，蘇區得到鞏固和擴大，經濟迅速發展，紅軍和地方武裝迅速壯大，為打破敵人的第五次“圍剿”提供了可靠的保證。
不過，“左”傾冒險主義斷送了這樣的有利局麵。1933年初，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一味命令紅軍和地方武裝“以革命的進攻來粉碎反革命的進攻”，竭力推行“左”傾冒險主義進攻路線。
這種完全脫離中國實際情況的進攻路線的錯誤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麵：
第一，反對實行“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博古、李德等人無視敵強我弱的現實，照搬外國經驗，反對人民戰爭，主張純粹依靠主力兵團的所謂“正規”戰爭。黎川戰鬥中，紅軍防守兵力薄弱，毛澤東認為應放棄黎川、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但“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要部隊死守黎川、不能喪失蘇區的一寸土地，命令紅軍主力在敵軍主力和堡壘之間連續尋戰近兩個月，結果不但未能收複黎川，反而使部隊遭受很大損失。
第二，反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主張實行“左”傾關門主義。正當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陷入被動之時，國民黨第19路軍將領聯合李濟深等國民黨內反蔣力量，在福州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與國民黨政府決裂。“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拒絕了毛澤東向敵人後方進攻的建議，並堅持“福建人民政府”不是革命的而拒絕支援19路軍。他們命令紅一方麵軍主力繼續攻打國民黨軍的堡壘陣地，使紅軍再次陷於困境。
第三，反對運動戰，主張實行陣地戰。運動戰是紅軍的特長，但博古、李德等人主張打陣地戰，在戰鬥連連失利時，又由進攻中的軍事冒險主義陷入了防禦中的保守主義。李德提出的堡壘對堡壘和“短促突擊”理論，限製了紅軍的機動性，使得紅軍不能積極、主動地調動敵人，而隻能守株待兔式地等敵人出碉堡而實行“短促突擊”。在曆時18天的廣昌保衛戰中，紅軍斃傷俘敵2000餘人，自身卻傷亡5000餘人，約占參戰人數的五分之一。彭德懷曾批評說：“這種主觀主義，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
第四，沒有適時實行戰略轉移，而是繼續主張同強敵拚消耗。廣昌保衛戰失敗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雖然討論過戰略轉移問題，但由於意見不一致，特別是共產國際模棱兩可的表態，致使軍委未能果斷做出決策，而是繼續堅持在內線尋求粉碎敵人的“圍剿”。紅軍奉命展開分兵作戰、全線抵禦，結果為敵所製，陷入了更加被動的境地。
第五，倉促實行戰略轉移，致使第五次反“圍剿”最終失敗。在中央蘇區難以繼續支撐紅軍抗敵的情況下，“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才被迫放棄在蘇區內抵禦敵人的原計劃，決定於1934年10月底或11月初，沿紅6軍團前進的路線實行戰略轉移，準備到湘西北與紅3軍和紅6軍團會合，爾後從外部實行反攻、恢複中央蘇區。然而，在敵人於9月底向蘇區中心區發起總攻時，他們既沒有膽略利用敵人暫時不敢長驅直入的間隙讓紅軍進行休整和補充，也沒有采納毛澤東讓紅軍主力牽製敵軍至湖南的建議，而是被敵人的氣勢嚇倒，倉促決定放棄中央蘇區，提前一個月實行戰略轉移。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從瑞金出發，率領中央紅軍主力5個軍團及兩個軍委縱隊共8.6萬餘人，開始戰略轉移。至此，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宣告失敗，中央紅軍長征開始。之後，紅25軍，紅四方麵軍，紅2、紅6軍團，也相繼撤出鄂豫皖、川陝、湘鄂川黔蘇區，踏上了長征之路。
“商用新解”
“走為上”帶來商業轉機
A公司是一家國際知名的IT廠商，其產品線之長幾乎涵蓋了IT領域的各個方麵。而且在每個產品線上，A公司的產品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也正是因為A公司的強大，業內人士給A公司起了一個綽號叫“巨無霸”。
不過隨著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巨無霸”逐漸的感受到了來自公司內部與外部競爭對手的兩方麵壓力。內部由於人員的眾多、部門的繁雜，使得A公司在企業運營方麵的成本達到了一個十分龐大的數字。在外部，A公司則在每條產品線上都遇到了競爭對手的強大阻力，尤其是在其賴以起家的主機及硬盤業務上，更是連續幾年虧損。麵對著內憂外困，即便是素有“巨無霸”之稱的A公司也感到了難以支撐。業內輿論甚至認為A公司有可能在5年之內破產倒閉。而與之對應的是A公司的股票也跌到了曆史上的最低點：每股僅3美元。而在A公司的鼎盛時期，每股100美元是家常便飯。
A公司的高層意識到解決這個問題已經迫在眉睫，因此召開了一次董事高層會議，研究公司的未來發展。在這次董事會上，A公司新任CEO做出了兩項重要的財務決策：第一，把分給股東的年底分紅減半；第二，削減開支80億美元。這就意味著A公司將不得不裁員3萬人。雖然很多人對此表示了異議，認為這樣將有損於A公司在業內的地位和名譽。但A公司新任CEO堅定的表示，為了A公司的生存，這是必須的選擇。
在財務上通過裁員及控製成本節約了開支後，A公司又開始對其臃腫的業務流程及產品線進行了削減。首先，A公司將公司的一些非生產性的資產出售，其中包括一些不動產以及與公司主營業務無關的子公司。
然後，A公司確立了公司未來的發展方向：即以IT服務為發展目標。而在這之前，服務業務一直被A公司的人當作是次於硬件和軟件的三等公民。在確立了發展目標之後，A公司開始對其臃腫的產品線及業務部門進行了大規模的削減和出售。首先A公司將其硬盤業務出售，雖然A公司在業內素有“硬盤之父”之稱，並且其硬盤業務也已經有了40多年的曆史，但最近幾年硬盤業務卻連續虧損，因此A公司認為將其出售是一個十分明智的選擇。出售硬盤業務的另一個原因是其與A公司未來將向服務導向型企業發展的目標不符，因此最終A公司經過多次會議研究後毅然決定將硬盤業務出售。
其後，A公司又做出了一件令業內震驚的舉動：將其一直在業內領先的PC部門出售。麵對業內的一片質疑和惋惜之聲，A公司表示，出售PC業務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A公司的市場戰略已經與PC業務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A公司今後將會將資金集中在技術研發及科技服務方麵的競爭能力，而PC業務必須考慮到製造本身，因此它會對IBM的研發效率形成拖累。所以A公司認為出售PC業務將會有助於公司在IT服務方麵的發展。
在經曆過一係列的重大的取舍之後，A公司很快的又再次煥發了活力，並且在IT服務方麵逐漸取得了優勢地位。一個以IT服務為主的“巨無霸”又重新站了起來，並且越來越強大。
俗話說：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無論在哪個領域，多種勢力在接觸與較量的時候，進固然重要，但在很多情況下，退更為必要，也就是說，走為上，走得巧走得妙，就能保全自己，甚至保全與自己相關的許多人與物。有一句廣告詞說得好：進固然需要勇氣，但退卻更需要智慧。確實，進退之間並不是那麼容易取舍。尤其是具有戰略性意義的撤退，往往更需要有大智慧才可以做到。在現在商業經營中，很多人經常由於貪圖眼前的一時之利，結果往往在混亂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等到明白局勢不妙，再想抽身的時候卻已經來不及了。在實際的銷售中，這種情況也屢見不鮮：為了拿下一個單子，明知道按客戶要求的價格不可能完成，但為了充量往往是先答應客戶所有的要求，先簽單子再說。結果到最後常常是因為承諾不能兌現，和客戶之間出現分歧爭吵甚至是訴諸法律。不僅沒有做成單子，而且還損失了公司的聲譽和客戶，可謂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因此，在麵對這種情況時，“走為上”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最好不要知其不可為而強為之。
附錄：
三十六計與孫子兵法
——“術”與“道”
在古人編纂的《三十六計》的開頭，本來還包括一個“總說”，原文為：“六六三十六，數中有術，術中有數。陰陽燮理，機在其中。機不可設，設則不中。”由於這句話生澀難懂，在民間流傳不廣，所以並沒有被編入本書正文中。其含義用現代白話翻譯，大略為：太陰六六之數的乘積是三十六，在客觀實際中其實蘊含著謀略之道，謀略的運用又要依據變化發展中的客觀實際。認識了客觀事物所包含的矛盾性，就可以掌握和運用謀略。謀略不能違背客觀實際。如果單憑主觀想象去生搬硬套，就可能會招來失敗。
而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對於“三十六計”，最熟悉的莫過於“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但是“三十六計”到底包括哪三十六計，很多人並不完全清楚。實際上，在古代，所謂“三十六策”，本來是形容計策很多的意思，並不是整整三十六條計策。比如南北朝時期宋朝的武將檀道濟能征善戰，南齊的王敬則說“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就是一例（《齊書·王敬則傳》：“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後來，有些好事者收集羅列了一些民間流傳的各種計策，湊成三十六條，並分為六大類，大約在明清之際積累成冊。這種計策的收集和分類並不嚴謹，不但不能涵蓋戰爭藝術的各個層麵，而且有些是明顯重疊的，有些從本質上看，看不出有什麼區別。由於好事者不止一個，《三十六計》有各種版本，計策也不盡一致。更有一些計謀，其內容和計名典故明顯不符合。這些都是《三十六計》的不足之處。那麼，為什麼明知所謂“三十六計”本來是好事者穿鑿附會的產物，卻還要費心費力，借“三十六計”之殼推出“商用計策”呢？這是因為“三十六計”這個概念在中國民間長期流傳，其中的各種計謀如“圍魏救趙”、“釜底抽薪”、“欲擒故縱”等等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其內涵之豐富、影響之深刻，均遠非一般成語所能比擬。借用這些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作為載體，較容易讓人們理解現代經營原則和技巧。此外，“計”的形象比“技巧”和“話術”高一些，也是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