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97年，北魏孝文帝率軍攻打南齊的新野城，雖是大兵壓境，可南齊軍民誓死抵抗，所以打了很久也沒能攻下，北魏軍不免士氣低落，孝文帝煞是苦惱。
正當此時，北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率領的一支部隊悄無聲息地前來報捷，原來他們駐守赭陽，南齊軍來攻，韓顯宗率部力戰，擊敗了齊軍的進攻，並殺了領軍的副將。聽到勝利的消息，孝文帝來了精神，不過也隱隱地有些遺憾，便對韓顯宗說：“你擊敗賊敵，斬其將領，大長了我軍的威風氣勢。朕正在攻打新野這座堅城，你為什麼不把捷報寫於帛布之上，以高竿樹之，以增加我軍的鬥誌，動搖城中守軍的信心呢？”
韓顯宗近前回答說：“過去聽說鎮南將軍王肅才俘獲敵賊二三人、驢馬幾匹，就書帛高掛，我當時正在宮中任著作郎，私下裏常常譏笑王肅的這一做法。現在，我雖然憑借聖上的威靈，摧折敵虜，但是由於兵力寡少、力量不足，所以擒捉和斬殺敵賊不多。如果我也象王肅那樣把本來不足道的小捷寫於帛布之上，高竿掛起，以此虛張功勞。效法王肅，其罪則更大。所以，我不能那樣做，隻是告捷於聖上就行了。”
孝文帝一聽，話說得非常有道理，沒有絲毫可指責之處。雖然韓顯宗的助戰沒有發揮鼓舞士氣的功效，但他不居功、不自傲，謙虛低調的為人還是給孝文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讀書至此，不由想起西漢名將趙充國的一段故事。公元前60年，70多歲的趙充國率軍經過一年的征戰，成功平定了羌族的叛亂，大軍浩浩蕩蕩地班師回朝。臨近長安，他被急忙從城裏趕來的好友浩星賜攔住了。他把趙充國拉在一邊，悄聲說：“將軍得勝回來，馬上就要去見皇上了，你準備如何彙報呢？”
趙充國一愣，“實話實說唄。”
浩星賜擺擺手，“我知道將軍耿直，所以特地趕來說這件事。大家都認為破羌將軍辛武賢和強弩將軍許延壽率兵出擊，多有斬獲和招降，所以才使羌人敗亡。然而，有見識的人則認為羌人已到窮途末路，即使不發兵出擊，也會很快自行投降。將軍見到皇上時，應歸功於破羌、強弩二位將軍率兵出擊，你自己並不能與之相比。這樣做對你沒什麼損失，還可以博得謙讓的名聲。”
原來，一年前遠居西北地區的羌族部落反叛漢朝，趙充國老當益壯，主動請纓去平叛。他發現羌人叛亂主要是先零部落挑起的，它利用拉攏和恐嚇等手段，與其他部落締結同盟，共同起兵反叛。弄清原因的趙充國並不急於軍事進攻，而是采取攻心為上，孤立打擊少數叛亂分子，分化瓦解多數盲從者的策略，步步為營，緩慢推進，力爭羌人叛亂的徹底解決。然而遲遲聽不到戰爭捷報的漢宣帝和眾大臣們卻耐不住性子，以為這老頭畢竟有些不中用了，以辛武賢、許延壽為首的將軍們認為對付羌族這些蠻夷小族最好的方法就是軍事鎮壓，大軍壓境，迅速進攻，速戰速決。漢宣帝便任命辛武賢和許延壽分別為破羌將軍和強弩將軍，率大軍與趙充國彙合。此時在趙充國“胡蘿卜加大棒”的政策之下，羌人已被成功分化，兩位將軍大舉進攻早成強弩之末的叛軍，居然都小有斬獲。報功的捷報頻頻傳向首都，弄得皇上和大臣們都歡喜異常，覺得早這麼辦戰事早結束了。
聽了好友浩星賜的話，趙充國手撚早已斑白的胡須，笑著回答說：“我年紀已老，爵位也到了巔峰，不需要為了避免嫌疑和別人諷刺而掩飾自己的功勞，去欺騙英明的主上！對夷族的軍事策略，是國家的大事，應該為後世立下榜樣。老臣如果愛惜性命，不肯向皇上實事求是地分析利害，一味自保，或是貪圖禮讓的名聲，就會誤導皇上，幹擾他對形勢的判斷和正確用人，那時受損害最大的將是國家利益，真如此，我豈不成了國家的罪人嗎？”
歸朝後，趙充國果然沒有推功，而是詳細彙報了戰爭的經過以及今後防備夷族叛亂的戰略。漢宣帝恍然大悟，大力表彰了趙充國，隨後解散了破羌兵團，撤銷了辛武賢將軍之職，罷為酒泉郡太守。但可惜的是，趙充國最終沒能躲過辛武賢的報複，他的兒子被栽贓陷害，死於獄中。可憐白發人送黑發人，趙充國唏噓不已，但他並不後悔，由於采用了他的策略，西北邊疆保持了長期的穩定。
謙讓自古都是一種被仁人君子所稱道的美德，然而細細地品味曆史，也不盡然。在古代堪稱賢能的人中也有兩類，有的專心於做事，有的則精明於做人，兩下相比較，雖在曆史上都留下了名聲，但境界卻有很大的不同。當年著名的直筒子魏征曾向唐太宗解釋過良臣與忠臣的不同：忠臣貌似直言敢諫，不惜殺身成仁，但得到的隻是個人的名聲，於事業未必有好處；而良臣則更注重做事的成效，而不計較個人名望的得失。兩者的區別正在於做事與做人的動機不同，人格境界與人生情懷因公私的一念之差而高下立見。這樣來看，白發飄飄，卻不肯低下謙卑頭顱的趙充國，實在該讓我們肅然起敬。
(楊 豔 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