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在波音747寬體客機的舷窗上，我的眼睛濕潤了。這是我在國內短暫停留後，再次飛赴英倫三島，可是心境是那麼不同。1994年3月末的一天，我告別妻兒，隻身再赴英國，為的是向博士學位做最後的衝刺，畢竟離那一刻隻差一步之遙了。但是此時的心情卻很是不平靜。離開家人獨身闖蕩，本身就有強烈的不安定感，再加上論文答辯能否通過還未可知，那種沒著沒落的感覺尤甚。
看著我熟悉的黃土地在逐漸遠去，思緒漸漸回到5年前，那是1989年4月30日，通過不懈的努力，我總算辦妥了去英國的一切手續，乘飛機出國了。那好像是我第一次坐飛機，一坐就是國際航班，興奮的心情難以言表。那時飛英國中間還要在中東停靠一次，全程要十幾個小時，但也沒覺得累，降落在倫敦機場時仍然是精神抖擻。可這次是那麼的不同，身體感覺很不適。這時中英航線早已改成直飛，才九個多小時就到了，可我在快降落時，覺得頭暈目眩，實在撐不住，吐了。
這次回國是為了落實創業公司的事，打算回國創業有一年時間了。那時，我在英國讀博士已近尾聲，由於我一直是工業界資助讀學位的，繼續工作下去是可能的。可是我必須考慮我太太的情況，她當年為了支持我，在讀完倫敦經濟學院的碩士後，放棄了已得到的讀博的機會。因為當時我們的兒子也在英國，兩人同時讀書是不太可能的。她是學文科的，在英國很難找工作，原來新華社記者的架子使得她又不屑於做小報記者。這樣，回國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20世紀90年代中期，留學生回國並沒有形成熱潮，而絕大多數國內的人是想著怎麼出去，已在海外的想的是怎麼留下來。改革開放以來，每年國家花巨資向海外派送留學人員已達幾十萬人，其中大多數在北美地區，歐洲較少，當時英國大概有1萬～2萬人。英國的留學生90%以上是公派的，一個原因是歐洲（特別是英、法、德等）是國家教委長年培養留學生的基地，有非常固定的派送渠道和計劃；二是英國在接受外國留學生時定有非常苛刻的條件，如果不是公派的，手續上將非常麻煩。這就形成當時在英國主要是公派生的現實。另一個現象是學成回國的人較少。留學人員主要有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讀學位的，另一部分是進修的。前者一般要讀4年～5年，而後者時間很短，短到半年，長到一年，這使得後者能留下來的可能性較小。即便這樣，這些進修人員也是千方百計地尋找各種機會留下來繼續讀書，或者找工作。而作為長期讀學位的留學生則更是少有考慮回國的。其實當時按照國家的規定，留學生學成之後是應該無條件回國服務的。到20世紀90年代初，甚至有針對性地製定了一些新政策，比如說如果公派學生學成後不回國，應將國家幾年花在該學生身上的費用還給國家等等。但是這樣一些規定可操作性很差，致使這些限製性條款形同虛設。大多數留學生讀完學位，很自然的選擇是先做幾年博士後，然後找到機會就留校工作或者進入企業工作。按照英國的規定，連續工作4年，即可申請綠卡（長期居留權），再過一兩年如果你願意，可以申請加入國籍。這條路順理成章地成為絕大多數中國留學生的首選道路。
既然要回國，做什麼是要想好的，想來想去決定創辦自己的企業。因為那時我是學地理信息係統（GIS）專業的，對於國內，這還是很新的技術。另外一個機遇是：原來GIS係統是需要非常合適的硬件係統支持的，至少是在小型機上運行的，而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一些GIS軟件已經可以在PC機上運行了。我認為這是一個商機，它使得大量潛在客戶可以用得起GIS了。當時我的想法特單純，用所學之長，為祖國建設出力，同時發展自己。這個想法得到了我的好朋友盧建的支持。盧建曾經是中央政府智囊團成員之一，1989年初被派到英國牛津大學進修，我們曾在牛津一起學習，學習之餘一起打打零工。此時的盧建已經是中國國際期貨公司的總裁了。順便提一下，我在英國的一些朋友，回國後還有很好的交往。像現在已是科學院自動化所所長的譚鐵牛、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張維迎、中和應泰公司董事長金立佐等。
除了中方的支持，我們在英國的一位華裔朋友也願意做外方股東。這樣，一個貨真價實的中英合資企業就醞釀成立了。這次回國就是送太太先回去籌備公司，初步有了眉目我就回來完成論文。
當時在英國的留學生活還是比較豐富的。由於在英的中國留學生越來越多，各地自然而然地成立了學生會組織。像我前期在牛津時的學生會有近200人，後期在裏丁時的學生會也有100多人。在各地中國學生會的基礎上，還有全英學生會，那是由中國使館教育處直接控製的，由重點大學的學生會負責人和骨幹組成。學生會是國家與留學生溝通的很好媒介，為了表示是政府支持的，對於重點地區的學生會，政府都有資金上的支持，再加上每人象征性的會費，就能做很多事。我在裏丁讀學位時，曾做過一任學生會主席。我們經常組織聚會、郊遊、看電影等。由於離倫敦較近，有時還請教育處的官員參加我們的活動。應該說學生會對凝聚中國同學、活躍大家的業餘生活起到了很大作用。而對於初來乍到的國人來說，那就是及時雨了。通過學生會，他們可以很快融入中國人的圈子，學會在國外生活的基本常識，甚至找到各種學習、工作的機會等等。
留學生在國外是比較清苦的，對於公派生來說，國家給的那些生活費是比較少的。在英留學生原來是每月260英鎊，20世紀90年代初調到310英鎊。如果一個人全部用掉不存，可能勉強夠。可是把老婆、孩子接來，再想著攢錢回國買大件，那肯定就不夠了。所以基本上留學生沒有不打工的，有些還打幾份工。白天上學，晚上打工。休息很差，長期下來，體質普遍較差。在英幾年，據使館同誌介紹，幾乎每年都有留學生病死的。我所在的裏丁大學就送走過一位死於肝癌的同學。據說哥拉斯格學生會在送走一位同學後，大家突然“覺悟”了，紛紛買車，開始“善待”自己。
在英國的中國人有幾個圈子：第一個是留學生的圈子，包括讀學位的，訪問學者、博士後等。第二個圈子是已經找到穩定工作的一批人，他們一般是比較早學成的人，或者是由於種種關係直接到國外工作的人。第三個圈子一般是不為人所知的，這些人主要是由國內的下層人士，如工人、司機等組成，通過各種途徑（包括非法移民）留在英國的。還有一些原來是正常出國的，後來不想回國，最後“黑”下來，已經沒有有效簽證，甚至沒有有效護照的。這批人在英國也是在下層混，開車的、當工人的。第四個圈子是華僑，主要是二三十年前從港、澳、東南亞移居海外的。這些人一般是開餐館的、超市的、小型企業的等等。他們中也不乏原來是中國內地人的，像後來成為我們創業公司股東的馬丁先生就屬於這類。每個圈子之間一般不來往，也沒機會來往。我是因為學生會以及原本就愛交際的緣故，與各界都有關係和往來，但是深入的交往當然是在留學生的圈子中。另外有意思的事是與台灣和香港的學生的交往。時間久了發現與台灣學生更談得來，他們的中國文化保留得很好，甚至比大陸人更傳統。大陸倒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等運動，把中國傳統文化破壞得差不多了。香港學生比較怪，可能是長年殖民地的緣故，一般不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更願意做英國人。但殊不知真正的英國人從未把他們當成英國人來看待，所以與他們交往有些別扭，文化差異比較大，能說中文也不說。好在每個圈子都有不錯的朋友，能跟他們開誠布公地交談。他們也願意把他們的真實想法跟我們交流，像台灣統一問題、香港回歸問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