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想對待政府關係一直持一種很怪的態度，一方麵絕不得罪，另一方麵也不刻意接近。即便從外麵來看，聯想和政府的關係也是非常耐人尋味的。最明顯的一次是2002年1月8日江澤民總書記訪問聯想集團上地總部，後來又去了清河毛紡廠。在當天的新聞聯播節目中，鏡頭裏播放的是聯想總部的鏡頭，柳總、元慶在迎接江總書記，可是播音詞裏一句聯想都沒提，隻是說江澤民總書記參觀了一家高科技企業。倒是對去清河毛紡廠如何關心困難職工大肆宣傳了一番，聯想畢竟是中國IT業的龍頭企業，為什麼都不能提一句呢？另一件事似乎也在進一步印證這個問題：2002年年底，在中共十六大上，有兩個人物在十六大代表中出現，引起企業界強烈關注，一位是海爾的掌門人張瑞敏，另一位是TCL掌門人李東生。而作為中國IT龍頭企業掌門人柳傳誌卻與此無緣。不能說聯想的政府工作沒有閃光點，2001年11月25日，全國企業管理信息化工作現場會在北京上地的聯想總部召開，吳邦國副總理到會，聯想總裁楊元慶向坐在主席台下麵的上百家國營大企業的老板正式介紹聯想信息化的建設經驗。這是聯想多年政府工作最出彩的一筆。可惜這個勢能沒有繼續擴大，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政府對聯想的一些基本看法。
聯想與政府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公司成立初期，那時正是改革開放轟轟烈烈的時候。當時在中關村最火的是“兩海兩通”，聯想還是個默默無聞的小公司，如果那時說到電腦公司，首先人們會想到長城。長城公司脫胎於原電子部，是電子部直屬企業，公司掌門人王之就是原電子部的官員。那時國家是傾全力扶持長城公司的，能給的優惠政策都給了。而聯想是起源於中科院計算所，起步時完全靠自己打拚，略有一些規模後也隻是得到中科院的一些政策支持，與電子部直屬企業根本無法抗衡。也是長城自己不夠爭氣，在國家這樣大力度支持下，沒能保住IT老大的位置，在1996年被聯想一舉拿下全國市場排名第一的位置，那以後就再也沒掉下來過。也是在聯想連年奪得中國市場第一以後，政府開始對聯想刮目相看，各個部門開始比較多地與聯想接觸，開始給予更多的政府支持，媒體也開始大量報道聯想的發展情況。但不知為什麼，聯想與政府的關係始終沒有達到特別好的程度。
我們先從媒體的一些報道來看看柳傳誌的思路。據《經濟觀察報》2003年4月22日的報道，有這樣一段話：
聯想是1984年注冊成立的，到現在不到二十年，但是能達到目前的這個狀況，柳傳誌克服了大量的困難、挫折。第一關就是跟政府打交道。按柳傳誌的觀點，在現在的體製下跟政府打交道，企業家需要不等待、不埋怨、不發牢騷，而是自己去克服政府這個障礙。我們的企業在雙軌製的夾縫中，一方麵按照市場的要求運作，應對競爭對手，另一方麵政府體製卻束縛企業的行動。所以很多企業家跟我說：“遇到綠燈快速走，遇到紅燈繞著走，沒有燈摸著走。”遇到我們政府的政策對他有利要趕快走，這叫抓住機遇；而遇到紅燈，很多企業家繞著走。你要不走就是等死，你要繞著走，走出自己的光明路來。
在2002年年底，由“中國企業家”主持的“2002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柳傳誌發表了一些言論有助於我們了解他對政府問題的思路。
當時企業生存環境怎樣惡劣呢？簡單說一句，20世紀80年代的企業分兩種：一種叫計劃內企業，一種叫計劃外企業。計劃內企業是政府要辦的事，計劃外企業是政府沒有考慮，不是政府組織要辦的企業，比如民營企業。我們這個企業是中國科學院的企業，政府也沒有叫科學院辦企業，所以也是計劃外的。計劃內的企業政府給你生產批文，另外給了你進出口的批文，因為很多元器件要進口。另外還給了你進口外彙額度，有這個額度和沒有這個額度其美元和人民幣的比價是不一樣的。我記得在1984年前後，一美元如果有額度的話，換兩元多人民幣，沒有額度的話就要換六七元人民幣。因此，這裏就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公平的競爭。聯想走“貿工技”，1984—1988年我們了解市場後，我們想自己設計機器、賣機器，但在政府拿不到批文，政府說國家已有這麼多生產線為什麼還要給你們生產線呢？所以我們拿不到批文。一方麵我們在香港辦了一個聯想，另一方麵在國內花錢買批文。因此出現這樣的情況，計劃內的企業可以賣批文、賣額度，計劃外的企業要去買批文，這種不公平競爭情況非常清楚。當時還有一個惡劣環境，明顯的是立法、執法不一致。所立的法律一條一條地應該執行，但實際上沒有執行，哪條想執行的時候就執行，比如海關。在當時，海關規定走私多少錢要坐牢乃至槍斃。但大家知道沿海省份都有進出口公司，軍隊也在辦進出口公司，但海關沒管。而市麵上的元器件都是走私的，我們做還是不做？讓我們這個好好的企業非常為難。而且當年還有海關大檢查、稅務大檢查，我就對這個大檢查特別反感。為什麼呢？因為一檢查的時候，下層的人員就可以隨心所欲地解釋法律。因為大檢查是特殊時期，經常出現這種情況，你撿了錢沒交，可能被抓去，但真正的殺人、放火卻可以不查。當時的立法、執法就是這樣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