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在政治、地理、災害、賦稅等眾多因素合力影響下發展起來的江西商人，足跡幾乎踏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從沿海到內地，從嶺南到漠北，遍及城鄉的角角落落，甚至遠及邊陲、異域，以人數之眾、操業之廣、滲透力之強備受世人矚目，成為國內商界一支非常活躍的力量，民間習稱為“江右商幫”，在中國商業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篇章。
明清以來，江西商人遍布全國各地。明人徐世溥曾在其所著《榆溪集選·楚遊詩序》中專門談到江西商人的活動範圍：“豫章之為商者，其言適楚猶門庭也。北賈汝、宛、徐、邳、汾、鄠，東賈韶、夏、夔、巫，西南賈滇、僰、黔、沔，南賈蒼梧、桂林、柳州，為鹽、麥、竹箭、鮑木、旃罽、皮革所輸會。”僅據他所說，就可知道江西商人當時活動範圍已經到達今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山東、江蘇、山西、陝西、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等十多個省區。
一、經商人員數量眾多，來源涵蓋全省
根據史料記載，唐宋時期江西就有商人的活動。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的詩句，為後人描述了當時江州（今九江）商人於浮梁縣經營茶葉的狀況。明代文學家顧起元在《客座贅語》中也記載說，唐時南昌人謝某攜女小娥經商於曆陽（今安徽和縣），蓄資甚巨，將小娥嫁與曆陽段居貞，同舟貿易於江湖間；同邑周迪亦攜妻遠賈，“往來廣陵（今揚州）”〔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6，《謝小娥》，中華書局1987年版。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著名文學家曾鞏之叔、南豐人曾叔卿，也曾經多次前往饒州景德鎮購瓷，銷往淮北。同治《建昌府誌》卷8，《善士》。南宋人汪肩吾在《昌江風土記》中也描述了浮梁縣民眾的經商之風，書中記載了浮梁之民形成外出經商之風，大都來往於鄰近的江浙和湖廣等地，主要經營瓷器、紙張、布帛等產品：富則為商，巧則為工……士與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貨之大者，摘葉為茗，伐楮為紙，坯土為器，自行就荊湖吳越間，為國家利。其餘紡織布帛，負販往來，蓋其小者耳。乾隆《浮梁縣誌》卷1，《風俗》。迨至明清，江西商人無論從其人數、規模，還是活動範圍來說，均超過曆代。明人張瀚在《鬆窗夢語》中記載他們“挾技藝以經營四方”，甚至“至老死不歸”〔明〕張瀚：《鬆窗夢語》卷4，《商賈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經商貿易已成為遍及江西各府、州、縣的社會風氣。各類明清官私史誌中都有記載。
如南昌府，明清時期民眾經商之風盛行，同治《南昌府誌》記載：“編戶之民，五方雜處，多以逐末為業。”同治《南昌府誌》卷8，《風俗》。傳統時期，民眾的地位以“士農工商”排序，商人排在最末，所以一般也稱為“末業”。
該府所轄下的南昌縣、奉新縣和義寧州等地，經商較為流行，經商四方成為民眾之風。（南昌縣）以蹺土逐末，縣皆之四方。萬曆《南昌府誌》序。以手藝教書為生，趁食四方。萬曆《南昌府誌》卷3，《風俗》。
（奉新縣）農務耕桑，民多商賈。萬曆《南昌府誌》卷3，《風俗》。
（義寧州）民挾其術以奔走四方，相率竟成積習。同治《南昌府誌》卷8，《風俗》。在這其中，豐城縣（今豐城市）尤為突出，大量民眾往外經營，足跡遍及川陝，甚至海外，而且幾乎有一半的商人長年定居外地，以致父子、兄弟以及夫妻常年不能見麵，正如當地方誌中記載說：民勤耕稼，而更務商賈。商賈工技之流，視他邑之多，無論秦、蜀、齊、楚、閩、粵，視若比鄰；浮海居夷，流落忘歸者，十常四五。故其父子、兄弟、夫婦自少至白首不相麵者，恒散而不聚，無怨語也。萬曆《南昌府誌》卷3，《風俗》。再如撫州府，也是明清江西商人的主要來源地之一。明人王士性曾說：“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撫州。”〔明〕王士性：《廣誌繹》卷4，《江南諸省·江西》。該府所轄的東鄉縣，民眾經營廣泛，“其無籍之民，不役紙廠，則販私鹽”〔清〕吳嵩梁：《東鄉風土記》。“牽車者遍走通都大邑，遠逾黔滇不憚焉”同治《東鄉縣誌》卷8，《風土》。宜黃縣的民眾主要經營苧麻業，仰給於“苧布，鬥方紙”同治《宜黃縣誌》卷8，《風俗》。所造土布名聞天下，該縣也成為江西最重要的紡織中心之一；樂安縣民眾也多種苧麻，織以成布，遠銷蕪湖、鎮江等地〔清〕何德剛等：《撫郡農產考略》下卷，《附跋》，光緒三十三年鉛印本。臨川縣民眾“行旅達四裔，有棄妻子老死不歸者”同治《臨川縣誌》卷12，《風俗》。終年在外經商者甚多；金溪縣民眾中經營商業、手工業者眾多，其人數占總人數的比例多達“三之一”康熙《西江誌》卷26，《風俗》。
還如吉安府，也是明清江西商人的主要來源地之一。由於土薄齒繁（人口多土地少），民眾多“事末作”康熙《西江誌》卷26，《風俗》。“慮走四方為生”〔明〕羅大紘：《紫原文集》卷5，《吳香山姻丈七十序》。各縣民眾或小販經營貼補家計，或遠走外地經營四方，本地經商之風盛行，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各縣誌中都或多或少有所記載，茲舉數例如下：（泰和縣）細民多技藝，轉貨於市井，取什一之利。〔明〕王直：《送鄭知縣之泰和序》，同治《吉安府誌》卷1，《風土》。
（安福縣）鄉村土瘠民隘，樂經商，商賈負販遍天下。同治《安福縣誌》卷2，《風俗》。
（吉水縣）計畝食口，僅可得什三焉，民多取四方之資以為生。萬曆《吉安府誌》卷11，《風土》。
（萬安縣）貧人走蜀，由小買賣而至大開張，去家日久，多於彼處娶妻生子，資田入籍。同治《萬安縣誌》卷1，《風俗》。還如建昌府（今屬撫州市）的經商之風也較為盛行。該府下轄南城、瀘溪（今資溪縣）、新城（今黎川縣）、南豐、廣昌共五縣，史載該地區：土瘠而民貧，鮮有可耕之地，其地之所產亦不足以供一邑之食，於是逐末者眾……有千金、數百金之產，輒張一肆以逐什一之利。〔清〕魯仕驥：《山木居士外集》卷3，《送邑侯李任庭先生序》。可以看出，由於人多地少，且多為山區，土地並不肥沃，人們無以謀生，隻好外出經商，其中不乏大資產者。
該府所轄新城縣（今撫州市黎川縣），史載明代正德以前還是“民鮮逐末，重離鄉井”正德《新城縣誌》卷1，《風俗》。民眾主要從事農業生產，較少外出經商；而到了隆慶、萬曆朝以後，則已有所改變，當地民眾經商之風逐漸鼎盛，所謂“行商漸多，不複重離鄉井如昔時矣”康熙《新城縣誌》卷1，《風俗》。而這種改變主要是由該縣優越的地理環境所致。該縣地處贛閩交界，成為兩地商人往來的要道，於是帶動了本地民眾經商之風的興起，所謂“江閩孔道，其仕宦商賈，舟車負擔之往來，晝夜無停晷”同治《建昌府誌》卷1，《風俗》。
還如饒州府的商業經營也十分盛行。該府曾轄鄱陽、餘幹、樂平、浮梁（今景德鎮市）、德興、安仁（縣治在今餘幹縣黃金埠鎮）、萬年等七縣。其民“工巧足用，懋遷以給”光緒《江西通誌》卷48，《饒州府》。
該府所轄浮梁縣，茶葉和瓷器生產和貿易十分繁榮，商人稱為“浮梁賈”，自唐宋以來即已名聞四方。景德鎮向為“天下窯器所聚”，鎮民業陶為生，“繁富甲一省”〔明〕王世懋：《二酉委譚摘錄》，見《紀錄彙編》。
餘幹縣民眾利用鄱陽湖的水路交通優勢，水上貿易發達，所謂“民居輻輳，艤舟蟻集，乃東南商賈往來之通道”〔明〕張瀚：《鬆窗夢語》卷2，《南行記》。
萬年縣居民利用“三時之暇，間以小賈，得資生之正道”同治《萬年縣誌》卷2，《風俗》。
德興縣民眾為獲謀生，“間亦運販於外”同治《德興縣誌》卷1，《風俗》。
樂平縣盛產石炭、石灰、青靛、甘蔗、燒酒等物，商民負販，“往來吳、楚市場”同治《樂平縣誌》卷1，《風俗》。
贛州府民眾經商之風也較為盛行，如龍南縣盛產木材、落花生等物，當地民眾以此進行商業貿易活動，“邀以為利，廣為販運”光緒《龍南縣誌》卷2，《物產》。促進了木材業的發展。
石城縣盛產夏布，成為民眾商業貿易的主要產品，“歲出數十萬匹，外貿吳、越、燕、毫間”〔清〕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卷14.
瑞金縣民眾“稼牆之外，間為商賈”康熙《西江誌》卷26，《風俗》。
長寧縣（今尋烏縣），“牽車服賈者多計贏於遠方”光緒《長寧縣誌》卷3，《風俗》。
雩都縣（今於都縣），民眾主要以鹽業、布業經營為主，“遇隙為商射利，工藝作為，尋常適用而已……商之巨者惟鹽、布，其餘委瑣耳”康熙《西江誌》卷146，《雩都風土記》。
會昌縣的民眾有的經營木業和鹽業，並到其他縣市銷售；有的則以在本地經營土產雜貨為主，其中許多成為富商。行貨之賈，多販杉木及粵東引鹽，銷於鄰縣瑞金、寧都、石城、雩都、興國等地；居貨之賈，則設酒席、海物雜色、豆腐等鋪。長於貨殖、操奇贏之術以致富者，恒有其人。同治《會昌縣誌》卷11，《風俗》。煙草自明末傳入贛州以後，贛縣民眾多栽以牟利，其勢“頗奪南畝之膏”同治《贛縣誌》卷8，《風俗》。南安府地處大庾嶺商道咽喉，一直是南北土特海雜貨物出入之孔道，故“細民仰負荷為生”，“本抑末崇”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明〕吳寬：《匏翁家藏集》卷六二，《江西南安府知府故君墓誌銘》；嘉靖《南安府誌》卷10，《風俗》。
其餘府縣的民眾經商情況亦史不絕書。（袁州府）產漆，賈人以達四方同治《袁州府誌》卷1，《物產》。
（瑞州府）巨商大賈，遍於吳、越、楚、蜀。同治《上高縣誌》卷4，《風俗》。
（臨江府）地當舟車四會之衝，民勉貿遷同治《清江縣誌》卷2，《風俗》。或棄妻子徙步數千裏，甚有家於外者，粵、吳、滇、黔無不至焉。其客楚尤多，窮家子自十歲以上即驅之出，雖老不休嘉靖《臨江府誌》卷1，《郡域誌第一》。
（廣信府）市井闐溢，貨賄流衍。百工性樸，不作淫巧，操藝止於謀生。同治《信州府誌》卷1之2，《風俗》。
（貴溪縣）民力田而外，借資生理，工其一焉。或陶於饒，或褚於鉛，或效技於本邑他郡，雖藝能不無工拙，凡以利用雲爾。道光《貴溪縣誌》卷12，《風俗》。
（九江府）民習經商嘉靖《九江府誌》卷1，《風俗》。女子紡織之暇，繼以繅絲，男子耕獲之餘，又為之種靛造紙。同治《彭澤縣誌》卷4，《風俗》。
（南康府）民貧絕中人之產，故以遊術為便。同治《安義縣誌》卷1，《風俗》。由此可見，明人王士性所謂的“江、浙、閩三處，人稠地狹，總之不足以當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則口不糊；足不出外，則技不售，惟江右尤甚”〔明〕王士性：《廣誌繹》卷4，《江南諸省》。一語，並非虛妄浮誇，而是對明清江西經商貿易之風的客觀表述。
二、經商地域遼闊，足跡遍布全國
明清時期，江右商人經商地域遼闊，足跡遍布全國。不僅重慶、成都、廣州、瀘州、貴陽、昆明等名都大邑成為江西商人風雲際會的場所，即使是地處窮鄉僻壤的山寮苗寨，也常有江右商人出沒其間。在某些城鄉，江西商人甚至一度壟斷了當地的商品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