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由於商業經營，尤其是長距離跨省的販運貿易，要冒財產甚至是生命的巨大風險，為減少這種風險，彌補單個經營上的某些不便，江西商人還往往以親族、同鄉或同行業關係組成區域性商販集團，稱為“客幫”。徐珂《清稗類鈔》說：“客商之攜貨遠行者，鹹以同鄉或同業之關係，結成團體，俗稱客幫。”〔清〕徐珂：《清稗類鈔》第5冊，《農商類·客商》。
一、親族、同鄉或同行間的扶持幫助
這種以親族、同鄉或同行業為紐帶結合而成的商人集團，並非股份製形式下的合資或集資經營，而隻是一種鬆散和臨時性的商販結合體，在這類結合體中，每個商人都有各自經營的商品貨物。但其中如有人虧負或發生意外，則眾人共同扶持幫襯。因此，這隻是同鄉或同行業之間的互助形式，而非經營方式。
同治《九江府誌》記載，德化縣黃學宏，與同行喬氏兄弟“運漕北上，適同幫喬氏兄弟虧糧，宏傾囊賠補”同治《九江府誌》卷39，《善士》。予以支持扶助；該誌中還記載，彭澤縣張寵遇運貨於江蘇鹽城貿易，“有同縣某賈六人因事坐係，為獄卒所苦，勢將瘦斃，（寵遇）百計營謀不得出，乃傾囊走百裏，因同鄉官以巨金賄當路，卒免六人於難。後其一病死，寵遇又為其購置棺木，扶柩歸葬”同治《九江府誌》卷38，《孝友》。這裏，張寵遇隻是出於同鄉關係，才傾囊救助六人，並不一定是同本貿易者。再如同治《南昌府誌》記載，南昌縣胡哲啟“服賈寶應，貨值千金，行戶竊售，不償價。客伴慫恿控官不聽，垂囊而歸”同治《南昌府誌》卷48，《國朝孝友》。可以看出其中的“客伴”也非同本貿易者，否則無需“慫恿”，自行告官即可。
同治《瑞州府誌》記載的高安人梁懋竹一例，更能說明客幫之間的資本關係：梁懋竹與“二友”顯然各有本金，他們隻是結伴偕行而已。“（懋竹）嚐偕二友貿易，舟洞庭。夜半，盜挾利刃索財甚急。（懋竹）傾囊與之。盜複向二友，竹紿之曰：‘此吾兄弟耳。’盜遂去。”同治《瑞州府誌》卷15，《懿行》。
二、親族、同鄉或同行間的互助經營
與互助形式不同的是，互助經營是一種同本貿易形式，即由合夥結幫的商人共同出資經營。據同治《南昌府誌》記載，南昌縣人雷可權，“嚐與黃文魁同本貿易，甫二年，而文魁病故，可權經理醫藥埋葬，每歲必贍其孤，且延師教之。比長，仍給二百銀助其生息”同治《南昌府誌》卷48，《國朝孝友》。據同治《南安府誌補正》載，大餘縣商人劉永慶，“崇禎時與同邑易明宇往來貿易吳越間，頗相友善。崇禎十五年（1642年），明宇病篤，以妻子相付憑。永慶曰：‘是吾分也。微子言，吾將恝然耶？’已而明宇死，康熙五年（1666年）兵變，明宇家產焚蕩殆盡，永慶為其贍妻子。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易妻死，殯葬之。其子若女婚嫁……皆竭力畢之。複分己產並童仆給與，為終身計”同治《南安府誌補正》卷5，《質行》。等等。由此可見，同本貿易雖然也多發生在親友、同鄉之間，但相互之間一般要承擔經濟上和道義上的責任。這種形式下雙方相處的關係也較為融洽。否則就無法“同本”，縱使“同本”了，雙方維持的時間也不可能長久。
在個體經營、家庭分工協作經營、結幫經營以及同本集資經營的基礎上，夥計製度在江西商人中也有所發展。所謂夥計製度，是指由一人出資招數人一起經商，不過，他們之間的關係一般掩蓋在親友、同鄉關係之下，因此關係相對和諧。
據同治《撫州府誌》記載，金溪縣黃瑜“年十三，隨世父顯達客新喻，念母氏孀居，且春秋高，每於無人處揮淚。顯達偵知，命歸省”同治《撫州府誌》卷68，《善士》。同治《會昌縣誌》記載，會昌縣蕭維三，從父命依“母族兄”貿易蜀中〔清〕王驥：《蕭理行翁行述》，同治《會昌縣誌》卷31，《藝文》。同治《撫州府誌》記載，崇仁縣吳禹七歲遭父喪，與“其叔居貨於市，合守之。叔日給米半斤。禹食其半，私歸其半以養母”同治《撫州府誌》卷64，《孝友》。前兩例反映出親友關係前提下主夥關係的基本情況：伯、舅為主，侄、甥為夥。雖然贏利分配情況不詳，但卻可以推知，黃瑜、蕭維三兩人所得不是分成，而是勞動的部分報酬。後一例中吳禹與其叔之間的夥主關係更加明顯，吳禹為夥所得，僅是自身活口之資，充其量也不過略有剩餘濟家養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