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區山田資源豐富，使得商品流通有了穩定的生產資料來源。而在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內部的城市、市鎮也發揮著重要的調節作用。以商路為考察對象，我們發現，以九江、贛州、饒州、袁州等為代表的市鎮在山地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突出，揭示出江西地區商路發展與商品流通格局的經濟基礎。
江西四麵環山，東部武夷山脈沿贛閩兩省的邊界綿亙數百公裏，西部羅霄山脈聳立於贛湘邊境，南端以大庾嶺與廣東為界，東北有懷玉山脈，西北有九嶺山和幕阜山分別構成與鄰省的天然屏障。僅九江府最北部大約一百公裏有長江流經，並隔江與湖北、安徽為界。就整體而言，江西的交通條件並不理想。但明代禁海，清代自乾隆二十二年實行獨口通商，特殊的曆史條件使大庾嶺商道在長達數百年的時間內成為南北貿易的重要幹線，江西也因此成為全國商品流通的必經之地。在這條商路沿線，陸續形成了一批繁榮的商業城鎮。如九江、贛州、大庾、樟樹、吳城、河口、玉山等，這些城鎮在明清時期全國的商品流通中曾起過重要作用。
一、九江：贛北出口
九江地處長江的南岸，是貨物從川楚運至江浙的必經之地，同時也是九江聯係鄱陽湖與贛江水係的重要港口，是閩贛與華南沿海地區貨物運至北方的必經通道。
九江的山地產品豐富，同治《九江府誌》記載：“山鄉所在植木果，彭邑則棗子、苦株、丁香、柿為多，廬山之栗有大栗、尖栗、茅栗數種，其味尤勝，石耳生廬山五老峰之巔，取之甚難，蕨則凡山皆有之。”同治《九江府誌》卷9，《物產》。早在宋代，九江地區商人就開始了山地產品的貿易行為，如宋人徐鉉的《稽神錄》卷三《宋氏》中就記載有一段江西商人於九江販木的傳說：江西軍吏宋氏嚐市木至星子江，見水濱人物喧聚，乃漁人得一大黿。黿見宋屢顧，宋即以錢一千贖之，放於江中。後數年，泊舟龍沙，忽有一仆夫至，雲：“長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長史也。既往，欻至一府，官出迎。與坐曰：“君尚相識耶！”宋思之，實未嚐識。又曰：“君亦記星子江中放黿耶？”曰：“然。”“身即黿也。頃嚐有罪，帝命謫為水族，見困於漁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為九江長。餘將有以奉報。君之兒某者，命當溺死，名籍在是。後數日，烏山神將朝廬山，使者行必以疾風雨，君兒當以此時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當溺死，但先期歲月間耳。吾取以代之，君兒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陳謝而出，不覺已在舟次矣。數日，果有風濤之害，死者甚眾，宋氏之子竟免。雖然是一個神話傳說，但故事主人公正是一個在九江經營木材的商人，而且是水運，因而也常常會有遭遇大風翻船事故的危險。
九江在曆史上開發較早，漢代即已建城。明清兩代九江均為府城。嘉靖時該城共有18坊，大街8條，火巷28條，其中分布於西門之外的有5坊3街20巷，在沿江一帶形成一大片港口商業區。龍開河口，在九江府城西一裏餘，河麵寬闊，縱深長，嘉靖間在河口兩岸修建石砌碼頭，“長六十餘丈，寬二丈，上砌二平台，隨舟往來抵泊”，是九江最重要的港口碼頭。此外，湓浦港、女兒港、小港等也都是船舶往來停靠之所。
明清時期閩、贛、粵等地的商品必須經過九江才能販運入江浙。雲南、四川、湖南等地木材順長江漂流而下，也必須經過九江才能運至江南，閩贛山區的竹木也經過贛江、鄱陽湖入九江，才能順長江轉銷江浙、華北。而江西本地出產的眾多商品，諸如靛藍、紙張、藥材等，也須經九江轉運至重慶、湖北等地販賣。
九江關設於明代景泰元年，是明代八大鈔關中唯一設在長江上的榷關。萬曆年間其稅額為2.5萬兩，占八大鈔關稅收總額的7.3%；天啟時為5.75萬兩，占總額的12.0%。清代康熙年間九江關稅定額為15.3萬餘兩，乾隆時增至32萬餘兩，嘉慶間再增至53.9萬兩道光《戶部則例》卷39，《關稅》。是清代前期長江各關中稅收最高的榷關。
經由九江關流通的商品以糧食、竹木、食鹽、茶葉等項為大宗。糧食是經由九江關轉運的最大宗的商品。九江是全國四大米市之一，從湖廣、四川輸往江浙的米穀均經由九江轉運，江西本省米穀也多由此輸出。“江廣為產米之區，江浙等省采買補倉，江西之九江關乃必由之路”。江西糧食也有時溯江而上輸往湖北，如乾隆五十年秋楚省被災，半個多月即“從江西販去米穀約有數十萬石”。
木材、竹料是建造房屋、製造交通工具、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的重要原料。我國木竹資源主要分布在雲、貴、川，以及湘贛山區。雲貴川湘所產木材順長江而下至九江，贛南山區的竹木則由贛江經鄱陽湖入長江東下，轉銷江南及華北平原。據記載，九江關稅“惟木稅最大，船稅較輕”，“木由川楚及本省之吉、贛等府，商人紮簰販赴下江發賣”。乾隆四十二年該關因“木把加多，是以稅多於前”；五十一年則因“木把比往年短至一百數十餘號”，以致關稅減少。
食鹽也是九江關稅收之大宗。由九江過境的食鹽主要是銷行湖廣兩省的淮鹽，乾隆年間“每年正額七十八萬餘道”《清高宗實錄》卷1305，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以每引364斤計，總量達2.8億斤。這些淮鹽溯長江經九江而抵漢口，然後分銷湖廣各府。
茶葉也是經由九江關的重要商品之一。茶葉多來自福建武夷山區和本省的鄱陽湖產區，其流向大致有二：北路主要銷往西北邊疆和俄國，武夷茶在河口鎮裝船順信江而下至鄱陽湖，穿湖而過出九江口入長江，然後溯江而上抵漢口，轉漢水至樊城（襄樊）起岸，經河南、山西抵張家口，再由張家口轉運俄國。東路則由長江而下至上海並轉輸歐美各國，這後一路在鴉片戰爭以後發展迅速。
此外，江浙綢緞布匹溯長江至中上遊地區，廣東和國外雜貨由大庾嶺商道入鄱陽湖轉中原各省，以及江西本省所產瓷器、紙張、夏布、藥材等輸往漢口、重慶等地，均經由九江轉輸。
二、贛州：南下貿易通道
贛州位於江西南部，古城虔州。因南撫百越，北望中州，據五嶺之會要，扼贛、閩、粵、湘之要衝而被稱為“江湖樞鍵，嶺嶠咽喉”。又由於章水、貢水在其贛州合流為贛江，所以贛州被稱為“千裏贛江第一城”。
唐宋時代，贛州已是大庾嶺商道上重要的轉運樞紐，“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
從漢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設立贛縣開始，直到唐代，贛州城都是一個軍事重鎮。宋時，贛州的經濟貿易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麵，“廣南綱運，公私貨物所聚”，贛州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的商業城。據《宋會要輯稿》記載，熙寧十年（1077年）贛州的商稅額是51229貫，舊稅額是25382貫，遙居全省第一。
贛州，江西通往廣東的重要稅關。據載：“江右一省額設二關，贛關抽收江粵往來商稅，九江關抽收江楚往來船稅。”贛關之設始於明代中葉，其關廠原設於湧金門外的龜角尾，即章、貢兩水合流之處。後改“於東西二橋並設盤掣”，東橋在建春門外，臨貢水；西橋在西津門外，濱章水。清沿明製，仍在東西二橋設關，“凡客船泊江幹，先將貨物開明赴關投報，稅五兩以下者買小單一張，五兩以上者買大單一張，照單估算應抽稅若幹，兌訖，次日盤驗放行”，此謂正稅；如貨物零星瑣細，在一兩五錢之下，則“不必買單，當關投稅，即為之照驗放行”，是謂臨稅。稅則刊刻木榜立於關口，以便利商民，並防止關吏為奸。
明清兩代，贛州成為大庾嶺商道上重要的轉運樞紐。經由贛關流通的商品種類繁多，而以茶葉、生絲、洋廣雜貨為大宗。由贛關輸往廣東的商品以茶葉、生絲為最大宗。清代前期每年從廣州出口的商品中，僅茶葉、生絲及絲織品三項價銀即達一千餘萬兩，占出口商品總值的60%-80%。茶葉來自福建、安徽、浙江，絲及絲織品主要產自江浙。乾隆二十二年的獨口通商政策限定絲、茶等貨須由內陸運赴廣州出口，不許繞走海路，實際經由贛關轉輸的生絲、茶葉數量當會更多。
江西地區所產的杉木，無論是貢水和桃江流域的“關東木”，還是章水和上猶間流域的“關西木”，都要彙集於贛州。明代正德六年（1511年），朝廷在贛州設立稅關，經贛關輸往外地的商品有桐油、茶油、瓷器、木材、煙草、紙張、夏布等，由外地輸往江西的商貨主要有廣東產蔗糖、果品及江南絲織品。明代贛關稅額，鹽稅、雜稅一年合計約銀三萬兩。清初贛關稅額為三萬五千兩，以後逐年增加，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稅額增為四萬六千餘兩，而至乾隆時猛增至九萬兩，嘉慶間稍有減少，定額為八萬四千兩。從明代中期至清代的三百多年間，明清政府從贛關獲取了巨額稅收，贛關在國家財政收入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由廣東輸往江西的商貨主要有廣東所產蔗糖、果品及進口洋貨。據載：“贛關稅貨以湖絲、茶葉為大宗，其次則洋貨廣貨。”
在明代，果品、蔗糖即大量從大庾嶺入贛，《廣東新語》〔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4，《食語》。記言：“順德多龍眼，南海、東莞多荔枝”，“每歲估人鬻者……載以栲箱，束以黃白藤，與諸瑰貨向台關（即大庾嶺）而北，臘嶺而西北者，舟船弗絕也”。又，“廣州望縣，人多務賈與時逐，以香、糖、果箱、鐵器、藤、蠟、番椒、蘇木、蒲葵諸貨，北走豫章、吳浙，西北走長沙、漢口”。清代數量可能更多。如乾隆十八年太平關關稅中，糖包征銀7010兩，枝元征銀3248兩，合計為10258兩；乾隆十九年糖包征銀6574兩，枝元征銀2809兩，合計9383兩。不過，這些糖、果並非全部輸往江西，其中一部分過大庾嶺入江西，也有一部分由騎田嶺入湖南。廣東進口洋貨主要有哆羅（一種毛織呢料）、嗶嘰（一種毛織品）、羽毛、紗緞等紡織品，香料、鉛、錫以及犀角、象牙等等，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入江西經贛關轉銷各地。
江西本地產品經由贛關輸出的則有桐油、茶油、瓷器、木材、煙草、紙張、夏布、糧食等等。桐油、茶油是贛南的一大特產。乾隆《贛州府誌》記載：“茶桐二油惟贛產佳，每歲賈人販之他省，不可勝計，故兩關之舟載運者絡繹不絕。”乾隆《贛州府誌》卷2，《物產》。贛關檔案記載：“贛南所屬各邑山場多栽桐、梓二木，秋成收取其實榨出油斤，係贛關上遊土產，每年江浙客商前來販買，經過該關，例應輸稅。自乾隆元年以來，曆年油稅自三千八百餘兩至九千六百餘兩不等，皆有冊檔可稽”。乾隆六年“桐梓大熟，出油甚廣，每石止賣銀二兩二三錢”，商販絡繹前來，油稅征銀達11770兩之巨，占當年贛關稅收總額的1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