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視點
作者：張苗熒
一、信任與浙江經濟發展
（一）信任對經濟的影響
所謂信任即為個人之間對於相互合作所持有的信心。信任屬於文化的範疇。在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社會體係中，文化是這個體係中重要的一環，或曰一股平衡的力量。經濟、政治、文化三個領域分別滿足人類的物質資料、社會秩序與公共職能以及生活意義的基本要求。社會各方麵的綜合治理的核心離不開市場經濟社會體係中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次）體係或三股力量之間的平衡。
信任在社會體係中的重要作用，為韋伯、福山學術研究所確立。韋伯對美國文化和資本主義精神、儒教的分析，彰顯信任在社會生活尤其是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弗蘭西斯·福山把韋伯的理論又往前推進了一步：新教倫理產生社團主義，社團主義產生高度的信任感，而在高度信任的基礎上，資本主義必須的大規模的經濟網絡終於得以形成。因此，新教文化是存在於美國的曆史與現實中的“一雙看不見的手”。
信任、文化與經濟究竟屬於何種關係？福山的研究已經十分明確。弗蘭西斯·福山認為信任乃是文化對經濟的影響途徑和表現形式，它會直接影響甚至決定經濟效率。福山把人類社會分為兩類：一類是“高度信任社會”，以美國為代表；另一類是“低度信任社會”，以華人文化圈、意大利、韓國為代表。像美國、日本等高信任度的國家，能在個人、家族與國家之間形成強有力的自願結合，形塑出大型的現代化的專業管理公司；而意大利、法國、中國等國則是低信任度的社會，往往將信任關係局限於家族之內，因此以家族企業居多，難以發展現代的大企業。信任機製具有一種社會簡化功效，大大減少了為對付時間風險、道德風險、不確定性風險所花的成本。
（二）信任與浙江模式的形成
浙江模式是一種市場經濟模式，其本質是一種市場解決模式，是市場、市場體係、市場機製和市場體製形成過程中所具有的浙江地方性特征。在“浙江模式”的發展過程中，家族企業、產業集群、全球市場網絡都與信任密不可分。
當代浙江經濟模式的具體內容可以被概括為：市場化+投資主體多元化（民營經濟為主體）+專業化特色產業區。這一模式之所以得以形成、演化和擴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借用了親戚和親緣式的人際關係，即特殊主義的信任觀念在其中起了潤滑劑的作用。家族主義通過非正式傳統家庭倫理道德來規範配置資源、協調各種關係。從契約角度而言，家族企業的契約是一種包含了家族關係的關係契約，其內部的交換關係隨著時間得到延展，此時的企業契約是包含了一種強信任關係的契約，包括企業主在內的整個家族成員所參與的企業活動都包含在這個契約當中。因此，家族企業內部總是存在一個以血緣、親緣以及泛家族文化維係的非正式組織，對企業決策施加重大影響。
浙江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實際上取決於浙商的“集體意識”。“集體意識”就是一種基於私人信任的社會信任機製，通過這種機製，浙商搭建起一個功能和諧與完備的新型模式。如塗爾幹所言，信任具有“社會團結”、“集體意識”、“社會容量”、“道德密度”以及“社會分化與社會整合”作用。浙商具有個人獨立和大眾自主與和合的特點。個人獨立性和自主性包含和體現功利性、 務實性和敢為性以及資本性；眾人自發自主包含和體現開放性、包容性和民眾性以及草根性和模仿性；“個眾”具有和包含相關性，包括契約相關性和血緣、親緣和地緣等緣約相關性等。正是由於浙商這些特點，浙江經濟才形成了市場先發、家族企業快速發展、產業集群發達、全球市場網絡形成以及區域經濟管理體製創新等方麵的特色。
（三）信任與浙江經濟轉型
發展模式是指為了實現特定發展目標而選擇和實行的方式、方法與道路的統一體，是由理念、主體、客體、手段、載體等要素組成的完整係統。轉型是指某一事物或領域所發生的係統化、大規模、帶有根本性的變化。浙江經濟轉型從曆史上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由“自有資本化”經濟向“運作資本化”經濟轉型；第二階段：浙江“製造”向浙江“創造”轉型；第三階段：“浙商升級”轉型。在第一階段，浙江構築了內源式發展機製，其民營資本以民間自有資本積累為主，民營投資資金占全社會投資資金來源的63％以上，民營投資中投資於固定資產的占30％以上。在第二階段，浙江企業主要是靠低成本、低價格、低利潤實現市場拓展，表現為規模經濟、市場滲透、貼牌生產，成為全球製造加工基地。企業加工製造水平雖已達到相當層次，但缺乏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目前，浙江民營企業最大的特點是小、散、亂，以低成本勞動和低層次產品為支撐的浙江經濟，需要進行一係列重大調整，並迫切要求浙江企業資本結構的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