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道治理國家，以詭道用兵作戰，這是政治路線和軍事策略的不同處。老子的以正治國就是推行無為政治，在他看來，符合衝虛、自然、謙下之道的就是“正”。在卜辭中正是征的本字，就是出兵圍攻城邑，“利用行師征邑國”是也；在篆文中，正是止一，天下公認的統一標準就是“正”。卜辭中奇是騎的本字,像人騎在馬上，後來轉作不正之義、不俗之義或不偶之義，出奇製勝就是采用特別的策略取勝。老子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雲：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以清靜無為的正道治國，以出奇製勝的方法用兵，以不擾民來治理天下，我怎麼知道這樣做呢？根據就在於：天下的禁令越多，百姓就越陷於貧窮；民間的武器越多，國家就越陷於混亂；人們的技術越巧，奇怪的物品越多；法律越是分明，盜賊反而越多。所以聖人說：我無為，人民自然順化；我清靜，人民自然端正；我不攪擾，人民自然富足；我沒有貪欲，人民自然淳樸。他又在四十八章說：“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他在三十九章說：“古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穀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這裏的“一”就是衝虛清靜、自然無為之“道”，“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也就是“以正治國”的意思。
[故事]
《論語·顏淵》：“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政者正也”即是以正治國，首先要清正國家機關，純化官僚隊伍。季康子是當權派，所以孔子說：“隻要你正了，誰敢不正？”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塌下來，上邊正下邊自然正了。“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又憂盜賊橫行，問計於孔子，孔子說：“如果你不貪，你賞賜的，人家也不要。”意思是說，當權者少私寡欲，清靜自正，下級們自然也不貪，雖是賞賜都推辭。言外之意，盜賊橫行的根源在於季康子貪得無厭，不斷榨取民脂民膏，致使百姓衣食堪憂，過不下日子了，自然起來做盜賊，暗中把官府掠奪的財富再偷回來。季康子是竊國大盜，是土匪頭子，他隻有以身作則，不貪不榨，才是根本的弭盜方法。說到底，以正治國就是要統治者以身作則，廉潔奉公，苟上正矣，誰敢不正？
《荀子·宥坐》：“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欺予，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慢令謹誅，賊也；今生也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
《周易·係辭傳上》：“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背著口袋騎驢走，肯定招來盜賊，因為他們認為，口袋裏準是黃白之物，否則就放在驢身上了。金銀財寶不好好收藏，就是教人家來偷，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妖冶，就等於引誘人家來淫。籬牢犬不入，都是自己思春人家才來淫，“女人浪，倚門框；男人浪，滿街逛。”風流蕩婦潘金蓮常倚門向街，搔首弄姿，招蜂惹蝶，恰撞著眠花宿柳、妻妾成群、整天浪遊的第一浪子西門慶，所以才有那樁千古當為戒的花案。內因更關鍵，權力核心先腐敗了，慢慢向外爛下去，以至於整個權力機關都爛掉。所以孔子對季康子說：“你所不要的，賞給人家也不要。”上行下效，當權的希罕而搶購的，社會上也趨之若鶩，有錢的爭購緊俏貨，沒錢的隻好作偷作搶了，那是一個“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的強盜社會！“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季康子又對孔子說，用以殺止殺的辦法把壞人殺掉，進到正道那裏去，怎麼樣？孔子說，為政之道不在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而在於道德感化，你向善，百姓自然向善了。君子的道德像風一樣，善通人的道德像草，如果一陣風吹過，草一定跟著風向眠到了，風力越大，草越倒伏。孔子對季康子的三次回答都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高標準要求統治者。孔子作《春秋》的主旨，是責備領導者和有道德學問而應負曆史責任的賢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語》以“政者正也”來解釋為政在於當權者先求自正，正己而後正人正家正國。後來《大學》《中庸》以正心誠意作為領導人的必然修養，內聖外王、修齊治平都是這個意思。但孔子的“正”與老子的“正”是有區別的，因為二人的“道”不同，老子的“正”是自然無為、居下不爭、貴柔守雌等，而孔子的“正”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正其位，是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忠孝悌友愛。老子用陰、柔雌、謙下、不爭、虛靜、自然、無為等消極反麵入世，孔子用陽、剛健、進取、有為、仁義、禮樂等積極正麵入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