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教授抽著西式大煙鬥，這個和典型的美國學者沒什麼區別，他一邊將手中的火柴熄滅一邊說：“根據曆史上傳說，漢朝的長安城和《聖經》中的蛾摩拉和索多瑪一樣，是觸犯了上帝，所以上帝才會伸出手將它從大地上抹去的。”
“老師您什麼時候也變得神神叨叨的了！”唐金雲打趣道。
史密斯教授笑著說：“不是神神叨叨的，我的意思是說，當初漢朝的長安城消失的太突然了，似乎沒有給後人們任何時間的記錄。一般來說在曆史這樣的事情都會被詳細的記錄下來，但是這件事情隻有隻言片語，很多人隻是一帶而過而已。”
李敬堂聽到史密斯教授這樣說明白了：“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您是說中國史官一般都會詳細並且真實的記錄下在當時發生的一切大事。但是這樣的事情卻一點沒有被記錄下來，正史中一點都沒有，隻有在一些野史中有一些零星的記載！”
唐金雲接著說道：“造成這樣結果隻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當時的事情發生的太突然，整個長安城在很短的時間內消失了，根本沒有任何的預兆，甚至能夠被人們看到的過程都沒有。第二種就是史官們已經記錄下來了，但是當時的統治者因為各種原因，強迫著讓當時的史官將這一部分資料給刪去了！”
“但是在那個年代，統治者想要讓史官將史料給刪去十分的難。”萬俟遙不解的說道，“打個比方說，當時司馬遷雖然說被漢武帝施以宮刑，但是還是在按照他自己知道的曆史事實去寫，絲毫沒有因為漢武帝的淫威而改變。”
魏德福不解的問：“這是為什麼，曆史自古以來不就是勝利者所書寫的嗎。打個比方來說，中國的黃帝和蚩尤的戰爭，不就是黃帝贏了之後，蚩尤被醜化成一個長著八十一個腦袋的怪物。就連他的兄弟也沒形容成凶神惡煞從來不吃飯的怪物，最後反正不是人。在西方也是，奧古斯都也是篡改過曆史的。”
史密斯教授說：“你是專門進修古埃及和古巴比倫文化的，可能對中國不太了解。敬堂，你來給布蘭特解釋一下。”
李敬堂對魏德福解釋說：“中國和別的國家有些不一樣的，中國是有專門的史官記錄當朝曆史的，這些人被稱為太史。另外還有一些人專門記錄皇帝和皇家的事情，這些人被稱為內史，也是中國內史省的來曆。後來每個朝代初建國的時候，必定成立國史館，修前朝的曆史，這就是中國《二十四史》的由來。你應該知道太史公司馬遷吧，這是中國最著名的史官了。”
中國曆代均設置專門記錄和編撰曆史的官職，統稱史官。各朝對史官的稱謂與分類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類記錄類和編纂類兩者。史官剛剛出現的時候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這兩者是不大分別的，後來演化出專門負責記錄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前者隨侍皇帝左右，記錄皇帝的言行與政務得失，皇帝不能閱讀這些記錄內容，後者專門編纂前代王朝的官方曆史。
曆代帝王對於史官們載言記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計較。至於‘君舉必書’，卻是有選擇、有條件的。有了功績，做了好事，當然要大書特書。就是沒有功績，沒幹好事，也要虛構一些載入史冊；或者‘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者顛倒黑白，把壞事說成好事。總之，‘自稱我長，相謂彼短’，‘略外別內，掩惡揚善’（劉知幾《史通》），凡是對自己有利的事，‘必書’無疑；凡是對自己不利的事，萬萬不可見諸史冊。
帝王們或多或少都會幹一些壞事，那些賊臣逆子、淫君亂主，幹的壞事就更多，但是幹歸幹，舉歸舉，要載入史冊，傳之後代，是絕對不允許的。‘穢跡彰於一朝，惡名披於千載’，有哪一個帝王願意把自己的‘穢跡’載入史冊呢?所謂‘君舉必書’，不過是一句假話。隻有在古代史書作為宮廷秘籍，由太史負責的時候，史官有記載特權，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記載。
史官們對於‘君舉必書’的態度頗為認真。中國古代的史官有‘秉筆直書’好傳統，尤其是司馬遷這樣一個特殊的史官，成為後世史官競相繼承的品操和史德。他們都知道‘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劉知幾《史通》）。
因此，對帝王們的言行，隨時都要記錄下來，不管你"舉"得對不對，都要‘直書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說真話，不說假話。‘寧為蘭摧玉折，不為蕭敷艾榮’，絕對不能‘蘭艾相雜，朱紫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