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評論要有邏輯的力量
專欄
作者：喬新生
如果不了解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不重視多數人的意見，新聞評論就會變成徹頭徹尾的“抬杠”。
在公務員是否應該增加工資的問題上，學術界曾經展開激烈的討論。可到目前為止，學者發表的學術論文並沒有引起媒體的關注。一些評論者發表評論的時候，並不了解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他們隻是從個人的感受出發，對公務員是否應該增加工資發表意見。從新聞評論的分類來看，這樣的評論類似於公民表態，缺乏邏輯的力量。作出這樣的判斷不是否定評論者發表的意見，而是提醒評論者發表意見的時候，學會分析歸納學術界的基本觀點，並在此基礎上撰寫評論文章。
比如，一篇評論文章認為，“廣大公務員應該是財產公開的最大支持者，因為，他們是收入不透明的最大受害者”。這樣的邏輯經不起理性的推敲，同時也不符合實際情況。當前我國之所以沒有公務員財產申報法，根本原因就在於公務員群體拒絕製定公務員財產申報製度。如果認為公務員是收入不透明的最大受害者，因此，他們“應該”是財產公開的最大支持者，那麼，這樣的邏輯隻能是評論者自己的邏輯，而不是學術界通行的邏輯。
再比如，部分評論者認為，公務員不辭職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公務員的穩定性相對較高，重新擇業的成本相對較高，這是公務員不辭職的重要原因。這樣的論證方式根本經不起推敲。既然公務員的收入相對穩定，而再就業相對困難，那麼，說明公務員根據自身的條件，繼續留在公務員崗位上是最優選擇。既然是最優選擇，公務員就不應該抱怨自己的工資低，這完全是自覺自願的事情。
筆者之所以把公務員是否應該增加工資的問題作為討論的話題，是因為當前我國媒體中充斥著這樣不講邏輯的新聞評論。部分評論者習慣筆走偏鋒，熱衷於反彈琵琶，故意和別人不一樣，以為隻有這樣自己的觀點才能引起人們的注意。然而，如果不了解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不重視多數人的意見，新聞評論就會變成徹頭徹尾的“抬杠”。
在公務員增加工資的問題上之所以有許多反對意見，根本原因就在於，我國公務員的工資結構極不合理，公務員工資收入差距巨大，公務員的整體收入不透明。如果不解決公務員工資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不逐步縮小公務員工資收入差距，不盡快製定公務員財產申報法，那麼，公務員增加工資就沒有合理性。
評論者必須意識到，新聞評論要在紛繁複雜的社會關係中表達理性的聲音，因為隻有增加新聞評論的說服力，才能幫助政府作出正確的決策；隻有增加新聞評論的邏輯力量，才能說服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
公務員是否應該增加工資，在現代民主社會根本不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如果政府提交有關法律草案，由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那麼，公務員是否應該增加工資的問題就可以通過合法的程序進行深入討論。反過來，如果政府沒有公開公務員的整體工資收入狀況，也沒有公開公務員的工資收入結構，沒有公開公務員的財產，而隻是一味地要求增加公務員的工資，那麼，這樣的行政決策就沒有合理性，因為它違背了公眾的普遍願望，損害了政府決策的公信力。
筆者注意到，自從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宣布公務員增加工資的政策以來，中央媒體的評論者接二連三地發表文章，分析公務員增加工資的合理性。既然是國家重要媒體的評論者，那麼，發表意見的時候就應該披露權威的數據，增加評論的說服力。假如隻有情緒性的表達，而沒有理性的分析，那麼，這樣的新聞評論非但不能增強政府決策的合理性，反而降低了新聞媒體自身的公信力。新聞評論者應當充分意識到，自己不僅僅是在表達某種意見，或者是在通過評論的方式宣傳政府的主張，新聞評論本身就是一種獨立人格的體現，如果新聞評論缺乏邏輯的力量，這樣的新聞評論就不會有生命力。
筆者非常理解某些所謂國家媒體評論員試圖為政府政策“背書”的良好意願，但是，這樣的新聞評論實在是弄巧成拙。新聞評論必須符合自身的規律，必須具有邏輯的力量。如果新聞評論難以自圓其說，那麼，非但不能證明政府決策的正確性，反而使新聞評論變得不倫不類。
（作者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