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麻城重修了縣誌，出資者是當時的長江中遊各省剿共軍司令，前湖北省主席夏鬥寅及其麾下。主持編撰的是年逾七旬的“春暉老人”餘晉芳，如這個號所示，他是一個舊式的讀書人，也是麻城最後幾位獲得科考功名、進過翰林院的人之一。
縣誌的序言中寫道，變亂常有，在麻城這樣脆弱的地方尤其如此，但是也有恒常的應對之道，也就是要糾正人心和風俗，強調禮義廉恥。編撰者們相信古老的教誨，當忠孝、節烈等美德被闡明，社會自然就會安定。
然而在這座小城裏，秩序並沒有就此到來。
《紅雨：一個中國縣域七個世紀的暴力史》毫不留情地揭開了這種想象的麵紗。在對麻城曆史的梳理中，這本研究專著發現，從元末的動亂到20世紀中期，暴力衝突和恐怖無時無刻不在這裏展示它的力量，並融入當地人的思想和習俗。
為什麼是麻城
麻城，湖北省東部的一座小城，在大部分曆史時期，它都是一個沒有全國影響的小地方，默默無聞地坐落於大別山中段的南麓。
讓羅威廉對這座小城產生興趣的，是1949年之後“革命老區”的榮譽。這種革命話語在羅威廉那裏，衍生出對一個地區曆史的追索：“為什麼中國一些特定的地區有更多的超越其文化、經濟、社會和政治變化的暴力？為什麼這些地方用暴力解決問題成為最常見的方式？當把中國革命最重要的熔爐——‘蘇區’置入一個長遠曆史視野去考察時，中國革命看起來將會有如何的不同？”
於是麻城成為他研究的標本。他翻閱大量的縣誌、家譜以及其他文獻，梳理了從元代末年到抗日戰爭時期，麻城地區綿延不絕的暴力衝突史。
麻城是一個動蕩不安的地方。大別山橫絕東西，而麻城是重要的隘口，於是成為兵家必爭之地。這讓麻城從元末到明清，都屢屢遭受戰火之災。為了自我保護，這裏的大宗族和地方強人不得不組織家奴鄉民，建造山寨，武裝防衛。比如元末的地方精英黃武孟，在懸崖上修建了黃氏山寨以自保，大批居民來這裏尋求庇護，黃也因此得到明代皇帝的賞賜。山寨的傳統，在明末清初以一種引人矚目的方式勃興，麻城與周邊的地方強人建立了數百座山寨，拒絕接受清朝統治，號稱“蘄黃四十八寨”。
地方的文化也延續了暴力傳統。麻城的民間傳說中流傳著很多關於土匪、盜賊與軍人的故事，包括殺人如麻的張獻忠，以及1674年的叛亂者鮑世榮——他盤踞麻城周圍的山區數十年之後，被清代模範官員於成龍擊敗，雙方都傷亡慘重。而在清代末年，鮑世榮的叛亂又被視為反抗滿人入侵的英雄行為而被頌揚。暴力在這裏被塑造為一種獲取正義和公平的手段，備受推崇。
比文化更加根深蒂固的原因，則是貧富階層的矛盾。麻城的土地相比全國其他地方更加集中，很多貧農淪為奴婢，他們周期性地與地主發生流血衝突。明清交替之際，這種“奴變”導致的動蕩持續了二十多年。
羅威廉想從這樣長時段的考察中，理解中國農村社會的暴力現象，並將中國革命與它萌生的社會聯係起來。跟隨他的考察，讀者會發現，中國傳統社會並非所有地方都像一些學者所描繪的，是一個鄉紳自治、符合儒家理想並追求和諧的宗族社會。在少數精英分子講究仁義禮智的院牆之外，暴力往往是規則的製定者，無論是外來的殺戮、掠奪，還是本地的衝突、匪患和叛亂。在很多時候，暴力也是這些問題的唯一解決方案。麻城的曆史畫卷，就在不斷的暴力衝突，以及短暫的和平休憩中展開。
由此，中國近代的紅色革命跟七個世紀中的暴力衝突建立起聯係，它們並非截然不同，而是有難以割裂的關係。
作為規訓與懲罰的殺戮
儒家秩序和暴力傳統，前者屬於精英，後者屬於大眾。然而這兩種截然相反的價值經常混雜在一起。人們常說宋代以來，中國重文抑武，擯棄暴力，但對暴力的崇拜和使用從未停止，它跟文教甚至是一個硬幣的兩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