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用了五天的時間，喬致庸獨做高粱霸盤，打敗了邱天駿。邱天駿也明白大勢已去，絕望之下不得已采用崔鳴九的飲鴆之計，準備將達盛昌在包頭的生意，全部頂給一直想插足包頭商圈的水家，讓資金更為雄厚的水家來擠垮喬家，決不讓喬家在包頭稱心如願；那樣即使達盛昌從此在世間消失，也可解他們的心頭之恨！
但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喬致庸會主動上門言和，以原價從達盛昌購回十萬兩銀子的高粱，以解達盛昌現銀周轉之困。喬致庸又和邱天駿商定，自此兩家永世不做霸盤。
邱天駿也明白，喬致庸主動與自己和解隻有一個條件，那就是以此次兩家鷸蚌相爭之事為戒，從此各守本業，互不相犯，在買賣交叉處，平等競爭，誰也不做霸盤。不僅如此，還要在危難時相互扶持。
邱天駿畢竟也是有大胸懷的人，他要手下馬上去醉春風酒樓訂20桌酒席，給全包頭的相與發帖子，當眾向喬東家致謝。並且要借這個機會公開喬致庸對達盛昌的恩德；還要在包頭眾商家中頭一個響應喬致庸，重建商界秩序，再立誠信第一的行規。
邱天駿更明白要想在喬致庸和包頭眾商家麵前重新抬頭，隻能這麼做！“到那時達盛昌今日的羞恥就會因為自己的光明磊落變成商界的美談，連喬致庸都會敬佩我幾分。我絕對不能讓喬致庸在包頭城裏獨擅誠信和寬厚待人之美！”
喬致庸儒雅仁厚，一身正氣。他恪守商人的本分，同心協力，相互扶持，通天下貨，謀天下財，利天下人。正是抱著這樣的從商態度，他才能在關鍵時刻以德抱怨，放過邱天駿，令邱天駿心服口服。
自古以來，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尤其在商場上，商家為區區小利爭得兩敗俱傷也是常事，但總會有那麼一些高明的商人，他們不看中一時的得失，不計較眼前的蠅頭小利，而是放長眼光，獨釣大魚，令人不得不心生敬佩之意。有這樣一件事，讓我們不能不佩服紅頂商人胡雪岩做生意的肚量。
為了浙江防務，胡雪岩曾建議王有齡向洋人購買洋槍，而且胡雪岩與洋人已經大體議定每支25兩銀子（其中5兩為中間人的“好處”）上下的購進價格。不料事生枝節，原來，浙江炮局坐辦龔振麟父子看到了這筆交易是塊肥肉，於是，父子走了浙江巡撫黃宗漢三姨太的路子，橫插了一杠子，以每支32兩銀子的價格與洋人簽了購買一萬五千支洋槍的合同。
聽了這個消息，胡雪岩大為詫異。買洋槍本是他的創議，如果試用滿意，大量購置，當然是他經手來辦，何以中途易手，變成龔家父子居間？而且一筆生意，每支槍起碼有12兩的虛頭，一萬五千支就是18萬兩銀子，回扣還不包括在內。
自己的生意突然節外生枝，以胡雪岩的為人和性格，自然是不會聽之任之的。胡雪岩立即采取行動，他與朋友嵇鶴齡、裘豐言周密籌劃，上下疏通，由裘豐言出麵向龔家父子展開攻勢，終於迫使他們就範，同意拿出五千支由裘豐言經手，每支32兩的價格不變，但他們隻要每支2兩的手續費。如果這樣，就等於他們讓出了5萬兩銀子的好處。
胡雪岩是如何分配這5萬兩銀子的好處？他竟分文未取。因為以裘豐言經手的洋槍每支的向上報價是25兩，好處減半隻有25000兩，除掉撫台衙門的10000兩，實落隻有15000兩。就這15000兩胡雪岩建議派作三股，裘豐言得兩股，剩下5000兩給龔家父子，而自己和嵇鶴齡則分文不要，黃宗漢願意戴多少“帽子”隨他自定。
也許會有人不理解胡雪岩為何如此處理這樁生意。自己的生意，被人搶去如今再奪回來，從道理上講，這筆生意的好處胡雪岩無論如何都是可以而且也應該拿的。再說做生意就是為賺錢，到手的錢而且應該說還是該拿的錢卻不拿，自然是讓人不好理解。
但胡雪岩卻有自己的道理，那就是錢要拿得舒服。拿了以後會不舒服的錢，即使該拿也寧可不拿。什麼錢拿了會不舒服？簡單地說，就是那些拿了會留後患、會帶來不良後果的錢。比如這筆軍火生意中的好處，就是可能拿得不舒服的錢。
以胡雪岩的生意經，他看得更清楚，因為這不是一筆小數，等於是剜了對方的心頭肉。為了錢讓對方記恨自己劃不來。因為在胡雪岩看來，龔家父子之所以最終能忍痛割愛讓出5萬兩銀子的好處，實際上是迫於自己的壓力，在自己的強烈攻勢之下迫不得已的忍痛犧牲，就像把到嘴的肉吐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