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經商都以追求利益為最大目標，但喬致庸卻信守“義、信、利”的經商哲學，將追求利潤放在“義”與“信”之後，尤其是違背良心之利，喬致庸更是棄而不取。
包頭有一個姓範的人，向喬家複字號借了一千兩銀子做皮貨生意。這人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材料，他看著別人做皮貨生意賺錢，自己也幹。由於不懂其中奧妙，結果進了高價，賣了低價，又讓人騙了一把，不到半年時間，一千兩銀子便血本無歸。姓範的人感恩於喬家的厚道，打算用幾間臨街鋪麵、一處宅子、十幾畝地作價歸還銀子。
喬致庸派馬荀處理這件事情，馬荀自作主張，讓姓範的用三間破草房抵去一千兩銀子的債務。喬致庸認為，耕者為食，織者為衣，經商者為的是致富，並不是要強取豪奪、霸占他人的房屋和土地；因此對馬荀的做法大加讚賞，並且認為馬荀非常有能力，提拔他為大掌櫃。
若幹年後，潘為嚴告訴喬致庸，大德興這一賬期的紅利達到每股一萬七千多兩，喬家庫存的銀子兩千多萬兩，相當於國庫三年的收入。喬致庸知道，這是幫朝廷從各省解送銀兩、向日本和八國聯軍交納賠款才賺到這麼多銀子。看著滿屋白花花的銀子，喬致庸內心不僅沒有一絲喜悅，反而非常沉痛。他雖然一生都在夢想彙通天下，沒想到彙通天下了，卻賺的是“恥辱的銀子”！如果繼續這樣下去，用不了幾年，中國的銀子就空了，大清國就會滅亡。於是讓掌管家事的孫子映霞翻出舊賬薄，以過去欠款與舊賬的名義將家中存銀一筆筆散回民間，目的就是——讓中國人留住這些銀子，讓它們在民間流動，為天下人生利！
如何看待義利關係，是見“利“忘“義”，還是“取予有義”，也是衡量企業家職業道德的標尺。我國古代商人劉淮在嘉湖一帶購囤糧穀，一年大災，有人勸他“乘時獲得”，他卻說，能讓百姓度過災荒，才是大利。於是，他將囤聚之糧減價售出，還設鍋棚“以食饑民”，贏得了一方百姓的讚譽和信任，生意自然也日漸興隆。
香港是一個魚龍混雜的競爭自由港，巧取豪奪而致富的人肯定不會太少。所以李嘉誠認為，金錢的多寡並非衡量一個人價值的唯一標準。能像李嘉誠這樣完完全全清清白白賺錢的，商界中堪為楷模。
比如，李嘉誠身為長實主席，卻主動放棄高額報酬，但同時李嘉誠是大股東和大戶，得大利的當然是李嘉誠。有公眾股東追捧，長實係股票被抬高，長實係股值大增。就這樣，李嘉誠如果想決策一個人的項目投資，總會很容易得到股東大會的通過。
對李嘉誠這樣的超級富豪來說，報酬並算不得大數。大數是他的持股份所得的股息的價值。
李嘉誠所持長實生啤、新工股份，自1994年到1995年一年，所得年息就共計129億港元，這尚未計入他的經營性收入，以及海外股票。
有人說，一般的商家，隻能算作精明。唯有李嘉誠一類的商界超人，才具備經商的大智慧。舍小取大，李嘉誠是其中最聰明的人，俗話說，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而大部分商人的目光隻會停留在眼前利益，做生意不舍一分一厘，隻求自己獨吞利益。恰好是一時賺得小利，而失去了長遠之大利。可謂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李嘉誠卻正好相反，他舍棄了小利，而贏得了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