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上再無方言
書摘
作者：賀衛方
無論如何，在如今這個通訊與傳媒高度發達、交通極其便利的時代裏，方言的處境是愈發艱難了。
哪怕是窮鄉僻壤，百姓家中也大多有了電視。電視裏，無論是新聞，還是專題片或連續劇，還有領導人講話，多半都是用普通話的（盡管領導人都有些鄉音的痕跡，但是像毛澤東、鄧小平那樣濃重的地方口音已經很少了）。異地人士之間的交往，尤其是無法相互理解對方方言的人們之間對話，當然也都要依賴普通話這個紐帶。遠離家鄉的大學生和從農村到城裏打工的農人，也要學一點兒普通話以備交流之需，甚至是尊嚴之需。這自然帶來了人際交往的極大便利。
“車同軌，書同文”，我們帝國早期的這種努力仍然不乏後繼者。為了強化普通話的優勢地位，全國人大常委會還於2000年製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用語言文字法》，規定在諸多行業、機構以及場合裏必須使用普通話。例如在學校和其他教育機構中，要以普通話為基本教學用語。在廣播、電視、電台中，要以普通話為基本的播音語言。假如要使用方言播音，則必須得到國務院或省級“廣播電視部門”批準。
不僅如此，廣電總局等相關管理機構還時常對於某些“違規行為”發出禁令或做出處罰，使得方言的生存空間愈發逼仄。例如2005年廣電總局就發出過《關於進一步重申電視劇使用規範語言的通知》，要求電視劇語言（地方戲曲片除外）應以普通話為主，一般情況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標準的普通話。而重大革命和曆史題材電視劇、少兒題材電視劇以及宣傳教育專題電視片等一律要使用普通話。電視劇中出現的領袖人物的語言要使用普通話。同一年，廣電總局還發出了一個“自律公約”，明確要求電視主持人，“除特殊需要外，一律使用普通話，不模仿港台腔及其表達方式”。而且，主持人隨意夾帶外語、用方言播報的現象也在明令禁止的範疇之內，“不模仿地域音及其表達方式，不使用對規範語言有損害的口音、語調、粗俗語言、俚語、行話，不在普通話中夾雜不必要的外語”。特別針對“港台腔”的指責引起了很大關注和爭議。
凡此種種，都再清楚不過地顯示出政府的意圖，那就是普通話的應用範圍越廣越好，相對應的必然是，方言的空間越少越好。這種決策導向究竟會對文化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我們都知道，語言的豐富意味著思想的多樣化。讀過奧威爾小說《一九八四》的人，都會記起大洋國的領導人所采取的一項措施，即通過減少語言中的詞彙量來抑製人們的思想空間，從而有助於維護專製統治。方言不僅語調上不同於普通話，而且每一種方言都有很多特殊的詞彙和特殊的表達，它們很難轉化為普通話。例如，四川方言裏“寶器”（不知是否是這兩個字），意思究竟是什麼，四川人常說那難以翻譯成為普通話，它含義微妙，不是本地人很難體味和妥帖地使用。我的家鄉膠東方言裏有“刺鬧”一詞（《西遊記》五十二回裏也有“刺鬧殺我也”的說法）。這個詞可以用來表達普通話裏“癢”的意思，但是，假如說一個人“挺刺鬧的”，那卻並非說這個人為人處世讓人有一種癢的感覺。慣於說方言的人，突然改說普通話，往往語詞變得很貧乏，原有的那些生動的表達統統用不上，因為方言中太多的內容在這種轉換中丟失了。為了我們語言的豐富計，是否要對方言有一種寬容仁厚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