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更要通達人性
刊首快語
當下，時評人經常受到寫作尺度的困擾，我認為羅馬曆史學家塔西佗的言說策略或可提供借鑒。塔西佗受到命運的眷顧登上過執政官的高位，他完全可以做一個沉默的旁觀者，或者像他那著名的親戚小普尼林那樣擺弄些花草頤養天年，但受到一種強烈使命感的驅使，他拿起了筆，頑強地書寫一個時代。
塔西佗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曆史研究者，而是一個曆史闡述者、一個用事實材料去調配政治哲學的寫作者。這樣的人放在當代，也就是一個時評人。他又是一個小心翼翼的時評人，既要冒一定的風險讓他的文字對某些人有所教益，按當下時評人的話說是“影響有影響力的人”，又必須謹慎地選擇他所評述的對象和事件。“羅馬暴君的鞭子”是後人送給塔西佗的美譽，但這隻是他的文字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則是不偏不倚的公正。正如詩人維蘭德和拿破侖對話時所說：“當他看到一縷善的微光，即便是在提比略的殘暴統治之下，他都會發掘它，捕捉它，展示它。”
憤怒、批判，不是時評人的唯一表情。這些年每逢年關時，我都會有意識地檢視一遍一年來的寫作，有多少是憤怒批判，有多少是提出建言和溫和辯駁，還有多少是在讚美。讚美，絕不是廉價的喝彩，也不是向公權力獻一曲媚態的讚歌，而是發現、發掘社會中那些被冷落、被忽視，或者不經意間被忘記的溫暖和美感，發自內心地讚美普通人的人性。
2011年，“扶老人”成為媒體設置的議程，武漢一家報紙刊發關於一位八旬老人倒地猝死的報道，300來字的消息，下了“路人冷漠不願扶”的結論。我看過報道後認為事實真相有待於還原，通常情況下，人們沒有扶，並不一定都是對法律責任的顧慮，也不一定是道德缺失，而是不具備救助倒地老人的知識與技能。而央視記者後來的跟進采訪，證實了這個判斷，當時就有很多熱心市民報警，打急救電話，找家人。我的評論《別故意放大社會冷漠》發表的當天，衛生部出台了《老年人跌倒幹預技術指南》，提出扶不扶倒地老人要分情況。
當前這個時代，我們不必有太多塔西佗式的顧慮，無論是批判還是讚美，都具有權利與權力的雙重屬性，權利屬於公民範疇，權力則攀附於話語的力量。所以，時評人更要通達人性，向社會傳遞善良的溫度與力度，更要敬畏從自己筆下流淌出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