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輸不起？
專欄
這實在是一個奇怪而又現實的問題。
競爭比賽有贏就有輸，實在正常不過。
不過，看看我們四周，看看我們的輿論，便可知曉，現實生活並非如此。
一旦競爭中落敗，輸掉的不僅是比賽，還可能有尊嚴和人生，從此直不起腰，挺不起胸，抬不起頭來。一輩子生活在失敗的陰影下。
不唯體育比賽，在我們看到的幾乎大多數行業，輸不起已經成了這個社會的現實和公眾的共識。
這才是問題的吊詭之處。
1
中國人曾經是輸得起放得下的人。
孟子說，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上達高賢，下至黎民，莫不以為然。
於是，不為五鬥米折腰的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成了後世文人的一種可以效仿追隨的生活樣式。
於是，李白不願意走時人通行的應試之路，欲以才華文名入仕，終不見容於權貴，遂自我放逐於山水江湖，留下諸多不羈名篇，為世代傳誦。
無論是陶淵明還是李白一輩，不容於廟堂，還有海闊天空可去。
雖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封建時代，交通不便，信息不暢，王權的“雨露之恩”總有灑不到的角落。
因此，輸了官場又何妨！
陶淵明得罪了上司，雖扔了那官賜的五鬥米，家裏卻還留有幾畝薄地可依仗，躬耕讀寫，采菊東籬，悠然而見南山。
李白不見容於皇親國戚，遠離了廟堂帝都，依然可以放蕩於酒色文氣，縱情於山林河湖，西輝逐流水，蕩漾遊子情。
那種雍容倜儻的生活和氣度，在緊張窄逼的社會裏是養不成的。養育它們，除了文脈的傳承滋養，更需要有退讓騰挪轉身的空間。
當然，中國還有一種說法，成王敗寇。不過，這主要指向的不是士大夫和黎庶，而是圖謀天下者。
周武滅紂，失敗的殷商後人在周代還能有采邑封爵，所以也有伯夷叔齊避居首陽山不食周粟的故事流傳。
暴秦之後，天下漸統，政治的殘酷性，使中國的王位爭奪者成了輸不起的人，一旦鬥爭中失敗，便失去了一切，從物質財富到精神話語，直至肉體。你死我活的鬥爭中，自然失敗不起。
所以宋太祖才會說：“不須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2
晚清以降，中國一直處在內憂外患中。
鴉片戰爭之後，幾番遭受列強欺淩，封建大國已臨末路。
麵臨亡國滅種的危險，當時的有識之士，從各個層麵展開了救亡圖存之路。
嚴複譯介《天演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從此深入人心。
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因其符合彼時中國救亡圖存的現狀，被中國知識分子接受後，迅速傳播到了社會各個階層。
後來這句文氣的表述，又被更容易為大眾接受的表達“落後就要挨打”取代。
從此，“落後就要挨打”所蘊含的價值判斷，一直成為這個國家幾乎人人認同的主流價值，既是“變法圖強”的理論基礎，也是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開山，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都奉此為圭臬。
無論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還是落後就要挨打，原是對家國走向危亡背後原因的一種總結判斷，它所指向的，是外敵環伺下救亡圖存的戰時邏輯和哲學。
晚清以降中國曆次與外國的戰爭，從正反兩方麵強化了政治和知識階層以及普通民眾對落後就要挨打的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價值判斷最終從一種應急的戰時策略，逐漸常規化普遍化，滲入民族的血脈，內化成社會普遍接受的念茲在茲的價值判斷。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窮怕了的國人，對於物質財富的積聚充滿了渴求。在社會層麵，最初對市場經濟市場競爭的粗淺認識，迅速與已有傳統的適者生存的價值觀合流，即期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像秋風般掃過田野，把殘存的理想主義一掃而走，傳統的義利觀徹底邊緣化。